1964年，郭沫若发表了一篇文章，从此陕西14个使用千年的地名被改 1964年的

1964年，郭沫若发表了一篇文章，从此陕西14个使用千年的地名被改 1964年的春天，中国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字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特别是对于一些难认难写的汉字，许多专家学者都在积极探索改革的方向。 在这样的背景下，1964年5月3日，著名学者郭沫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日本的汉字改革和文字机械化》一文。这篇文章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成为了推动中国文字改革的重要文献。 郭沫若在文章中详细分析了日本等使用汉字的国家在文字改革方面取得的成就。他认为，这些国家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和学习。 文章特别指出，中国在文字改革方面需要加快步伐。郭沫若提出了具体的改革建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地名用字的改革。 他建议将一些使用生僻字的地名，改用同音的常用汉字代替。这样的改革不仅能够让地名更容易读写，也能够推动整个汉字简化的进程。 与此同时，郭沫若还提出了其他改革建议，包括使用拼音书写拟声词和外国的人名地名等。这些建议都显示出他对文字改革的深入思考。 当时在杭州疗养的胡乔木看到这篇文章后，对郭沫若的观点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认为这些建议非常具有实践价值。 正是基于这种认同，胡乔木随即致信给了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在信中，他以陕西地区为例，指出当地确实存在许多难认难读的生僻地名。 胡乔木的这封信经由刘澜涛转交给了当时的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这一建议得到了省委领导的高度重视。 接下来，陕西省民政厅开始对全省范围内的地名用字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调查显示，确实存在不少生僻字地名，这些字不仅书写困难，也给当地群众和外地人带来了诸多不便。 经过详细研究和反复论证，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制定了一份地名改革方案。这份方案的核心内容是用同音的常用汉字替换地名中的生僻字。 为了确保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方案在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了地名更改的可行性。每一个拟更改的地名都经过了仔细甄选，确保新地名既保留原有读音，又便于识记和书写。 1964年9月，这份改革方案上报到了国务院。经过相关部门的审核和评估，方案获得了批准。 9月10日，陕西省人民委员会正式发出了《关于更改盩厔等13个县和商雒专署名称的通知》。这份通知标志着陕西省地名改革工作正式启动。 通知要求各地要高度重视地名生僻字的更改工作。这不仅是为了推动汉字简化，更是为了便利群众生活。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各地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工作组深入基层，向群众宣传解释改革的意义和必要性。 在实施过程中，工作组注意倾听群众意见，对一些存在争议的地名改革方案进行了适当调整。这种做法确保了改革工作的平稳推进。 同时，各级政府部门也在积极配合，及时更新各类公文、地图、路牌等载体上的地名标识。这项工作涉及面广，需要各部门通力协作。 这次改革涉及陕西省13个县和1个专署的名称变更。这些地名大多源自周秦汉时期，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盩厔县改为周至县。根据《元和郡县志》记载，＂盩厔＂这个地名源自＂山曲曰盩，水曲曰厔＂，描述了当地山水环绕的地理特征。 郃阳改为合阳，这个变化保留了原有读音。从字形上看，＂郃＂字包含＂合＂的意思，新老地名在含义上也有一定的连续性。 醴泉改为礼泉，这个地名的由来与当地的一处甘泉有关。传统典籍中记载，县北有泉水甜美如醴酒，因此得名醴泉。 雒南改为洛南，体现了同音替代的原则。＂雒＂字在古代就是＂洛＂的异体字，两者读音和含义完全相同。 邠县改为彬县，鄜县改为富县，这些改动都遵循了同音改写的原则。新地名不仅便于书写，也保持了原有的文化内涵。 葭县改为佳县，沔县改为勉县，这些更改在保持读音的同时，也赋予了地名新的含义。新的地名更容易被群众接受和记忆。 栒邑和洵阳分别改为旬邑和旬阳，汧阳改为千阳。这些改动既保持了原有的地名结构，又使用了更为常见的汉字。 鄠县改为户县，郿县改为眉县，这些变更看似简单，却让这些千年古地名在书写和记忆上变得更加简便。 这些地名的变更不仅仅是文字的简化，更深层次上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求。随着文字改革的推进，这些承载着历史记忆的古地名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野。 然而，这些古地名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并未消失。通过历史文献的记载，这些古地名依然为我们了解当地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 这次改革在推动文字简化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化传承方面的思考。如何在革新中保护传统文化，成为后人需要继续探索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