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1月，施从滨被押到孙传芳面前，受尽奚落后，被以慢刀割头。十年后，施剑翘暗藏手枪来到佛堂，对着孙传芳的后脑勺就是一枪。 施剑翘，出生于安徽桐城的一个普通家庭，但她所承受的命运，远比一般人更加沉重，年幼时失去父亲的她，被过继给了叔父施从滨，这一变故为她的生命注定了不同的轨迹。 她的亲生父亲施从云是辛亥革命中的一位英雄，曾与冯玉祥、王金铭并肩作战，在滦州起义中英勇牺牲。 可悲的是，叔父施从滨最终死于孙传芳的屠刀之下。 小小年纪的施剑翘早早便背负上了施从滨惨死的痛苦，那种血海深仇，深深烙印在她的心头。 施从滨的死亡，如一块巨石沉入施剑翘的心底，成为她一生无法抚平的创伤。 那时，她的内心充满了悲伤与愤怒，深知自己无法将施从滨从死亡中救回，但她发誓，要为叔父复仇，她以诗文表达着心中的痛苦与仇恨，犹如一把尖刀，刺向那些为权力与利益践踏生命的罪人。 在她的内心，仇恨像是一个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不断撕扯着她的心绪。 这一切并非简单的理想，施剑翘所面临的现实是，她不过是一个孤身无依的女子，复仇的道路几乎没有任何支持，而她的敌人却是那个掌控生死权、兵权滔天的军阀孙传芳。 施剑翘的复仇计划，最初寄托在亲戚、堂兄施中诚的肩上。 施中诚同样是一个身世悲凉的人，施从滨夫妇对他视如己出，期望他能继承父亲未尽的责任，报父仇。 施剑翘对堂兄充满希望，但她很快发现，施中诚的态度冷漠，甚至拒绝了她的请求。 面对亲人的冷漠与背弃，施剑翘内心的失望如同洪水般汹涌而来。 她不禁在心中质疑：是否真有一个人，会为了叔父的死，挺身而出，替他复仇？而她自己，能否单枪匹马，完成这几乎不可能的任务？她的信念，开始遭遇动摇。 内心的冲突与痛苦，并没有摧毁她对复仇的决心。 施剑翘最终做出了一个决定：她将与施中诚断绝关系，决心独自一人走上复仇之路。 她写了一封长信，将自己的心情与决绝表达得淋漓尽致，斩钉截铁地宣告，今后的路，她将自己走。 她深知，社会对她这样的女子充满了偏见与蔑视，而她所要挑战的，正是当时那个最强大的军阀孙传芳，他不仅掌控着几省的军政大权，更有着无法撼动的社会地位与实力。 面对这样一个雄踞一方的势力，施剑翘的身份与力量几乎微不足道。 但她并没有畏惧，内心充满的只有愤怒与坚韧，她知道，复仇的计划需要长时间的准备、细致的侦察、以及冷静的行动。 她开始悄无声息地接近孙传芳的行踪，搜集所有关于他的消息，观察他的一举一动，甚至是最微小的细节。 施剑翘的每一天都过得如同一场无声的战斗，她学习了如何隐藏自己的情绪与目的，将复仇的决心深深埋在心底，默默等待那个能够付诸实践的时刻。 在这个过程中，施剑翘变得愈加冷静与谨慎，她将每一步都精心谋划，从未松懈。 直到有一天，在天津的法租界街头，她终于认出了孙传芳那辆熟悉的黑色轿车。 那个时刻，施剑翘的心跳几乎要跳出胸膛，而她也深知，这个机会来之不易，错过了将再无可能。 混乱的场面让她没有立即下手，这一错过，令她内心焦虑不安。 随着时间的推移，施剑翘逐渐发现，孙传芳的住所——那座戒备森严的英租界豪宅，成为她复仇的最大障碍。 即使如此，她依然未曾放弃。 她决定冒险潜入，化名“董慧”，伪装成一位佛教居士，进入孙传芳常去的佛教场所，借此接近他。 在那里，她像一个普通的信徒一样，默默参与每一次活动，但她的眼睛始终注视着那个目标。 施剑翘内心并不迷茫，她的复仇之火始终熊熊燃烧，等待着合适的时机。 每一次前往居士林，她都在脑海中排演着无数次可能的场景，思考着每一个细节。 她的心中充满了决绝，坚信只有这一次，只有在这个特定的时刻，她才能完成这十年间未曾停歇的仇恨。 终于，1935年11月13日，这一天的到来，让她心中的复仇之火如同剧烈的爆发，带来了她人生的决定性时刻。 天降大雨，寒风呼啸，施剑翘如同一个早已准备好迎接宿命的战士，穿上了青色的长衣，端坐在佛堂内，目光死死锁定着坐在前排的孙传芳。 这个曾经是五省联帅、名震一时的军阀，如今却戴着僧帽，低头静坐，仿佛已忘记了自己曾经的血腥历史，施剑翘心中的仇恨却没有因时间而消散。 她悄然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勃朗宁手枪，握住冰冷的枪把，一切情感在那一刻凝聚成一股无坚不摧的力量。 随着一声枪响，孙传芳应声倒地，鲜血喷洒在佛堂的地板上，场面血腥而震撼。 居士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暴力场景惊呆了，空气仿佛被冻结，谁也没能及时反应过来。 施剑翘站了起来，面对众人震惊的目光，她冷静地宣布：“孙传芳是我打死的，我为叔父报仇，不会连累无辜。”她随后从衣袋里拿出一大把传单，向在场的人分发，详细阐述自己的动机，并表明自己将自首。 新中国成立后，施剑翘于1952年迁居北京，开始在碧云寺以居士身份修行直到1973年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