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胡村的伪村长杨庆三，将一位受了重伤的八路军战士送到了日本人占领的仁术医院。本以为希望不大，侥幸试试，可没想到日本的医生还竟然真的给战士实施了手术，全力以赴将战士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抗战期间，特别是在敌后根据地，伤员的救治成为一个巨大的难题。 1940年，八路军的一支便衣队在太古胡村附近执行任务时，意外遭遇了日本鬼子的巡逻队。便衣队虽勇敢抵抗，但装备远不如敌人，最终不得不边打边撤。 队员许原福在撤退过程中不幸中弹。队长见状，立刻指挥队伍撤离并带着许原福前往附近的诊所。 这家诊所的主人坚决支持抗日，医生对许原福的伤势进行了初步处理，但由于伤势过重，治疗已超出他的能力范围。 医生告知队长，必须尽快将战士转移至条件更好的医院。队长听后面露难色，因为根据地医院远在千里之外。 队长突然想起了一个办法。他急速命令队员抬起许原福，带他前往一个村庄。 队长来到一个普通的院落，敲门后见到村长杨庆三。这个村长表面上是日本鬼子的汉奸村长，但实际上是八路军的情报人员。 队长要求他帮助把许原福送到当地的仁术医院。虽然这个医院由日本鬼子控制，治愈的机会很大。 村长思考片刻后，表示愿意冒险。他叫来一个年轻人，吩咐他赶车带着伤员前往医院，并称这是自己的侄子被八路军打伤了。 车顺利进入城市。到了仁术医院，村长顺利将许原福送入手术室，医生们并未对他的身份产生疑虑。经过治疗，许原福逐渐脱离了生命危险。 这一时期，八路军的医疗方面也在慢慢发展。 在正面战场，即便有稳定的国际援助，国军的伤员死亡率依然居高不下，特别是病员的死亡率高达26%。尽管拥有一些医药资源和外籍专家的帮助，治疗效果仍然不尽如人意。 在敌后根据地，八路军和新四军尽管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伤员死亡率却控制在个位。 1939年之前，国府为我军提供了部分药品，这些物资通过正规渠道进入根据地。 新四军曾从汉口军医署获得大量药品，包括疫苗、止痛药和消毒用品等。然而，随着国共关系的紧张，国府的援助逐渐中断，甚至阻挠了来自其他渠道的药品供应。 晋冀鲁豫根据地通过地下交通线频繁向日占区采购药品，甚至派遣人员深入敌占区。此时，许多商人也在敌占区活动，通过与当地药店的合作，定期向八路军提供所需药品。 这一时期，晋察冀根据地甚至能够从上海买到进口的奎宁等稀缺药品。然而，随着采购的扩大，市场价格的波动以及中间商的剥削成为一个隐患。 1942年115师就曾发现，由于不了解药品市场，采购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浪费。而且，药品的供应变得更加困难，药品的质量也开始参差不齐。 八路军决定发展自给自足的药品生产能力。 1939年，八路军卫生材料厂在陕甘宁边区投产，主要生产中药和一些简单的西药。陕西、甘肃等地的山区盛产大量中药材。 通过组织人员深入山区采集药材，药厂能够生产如麻黄精、当归油等中药制品，同时还根据现有资源生产了一些西药，如止痛片和注射剂。该厂的设备虽然简陋，但依然能够高效地制造出脂棉纱、药皂和胶布等。 药厂的生产不仅仅限于中药的提取和配制，还成功提取了医用酒精，并且突破了玻璃瓶生产技术。 药厂每年能够生产上百种药品，包括常用药如奎宁注射液、葡萄糖注射液。 仅在一年后的1940年，其生产能力便达到了新的高度，产量翻了一番。到1941年，生产规模更是跨越性地增长. 1940至1941年，八路军第120师的小型制药厂生产了54种不同的中成药。 在1942年春季日军大扫荡期间，八路军的制药厂依然没有停止生产。 1942年，抗大医务人员成功地使用中草药制成了疟疾丸，疗效相当于0.4克奎宁。 与此同时，一些药厂开始注重药品的包装与品牌建设。 晋冀鲁豫军区的利华药材厂便通过提炼“柴胡”制成柴胡注射液，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它可以替代奎宁，治疗顽固的疟疾。 此外，苍术油注射液也取得了良好效果。 八路军还研发出了一款名为“壮尔神”的滋补剂。 由黄岑、当归、人参等十余种药材提炼而成，它具有安神、健胃、补血等功效，成为众多伤员恢复的必备药物。 然而，在当时国民政府所管辖的国统区，制药产业却面临困境。 重庆和四川直至1943年，制药工厂的数量依然不多，且仅有少量工人参与生产。 此外，运输上的困难使得这些药品往往无法及时运送到战场。 反观八路军的自制药品，不仅数量充足，而且种类繁多。 到1944年，八路军自制药品的覆盖率已达到30%-60%。 除了药品的研发与生产，面对疥疮等传染病，八路军通过使用雄黄、硫黄等药物，成功地将疥疮发病率降低至个位数。 参考文献：[1]谷帅召.论南洋华侨对祖国前期抗战医疗事业的贡献[J].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16,32(1):96-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