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美国金融巨头凯雷出3.75亿美元收购中国徐工机械85%股份，眼看成功，却有一人跳出搅局，说是贱卖国有资产，结果如何？ 2006年底的一个寒冷冬日，北京商务部大楼内，一份原本即将通过的中美企业并购协议，最终还是没能如期落地。这份凯雷集团斥资3.75亿美元收购徐工机械85%股份的协议，在经历了长达半年的拉锯后，最终以徐工集团单方面宣布终止而告终。 这起轰动一时的并购案，不仅牵动着中美两国商界的神经，更引发了国内对于国有资产定价和产业安全的广泛讨论。在整个事件中，美国凯雷集团三次主动降低收购股份比例，从最初的85%一路下调至45%，展现出他们对这笔交易的强烈渴望。然而，即便如此大的让步，这场并购依然未能如愿完成。 事情的转折点要追溯到当年6月。当时，这份并购协议已经通过了国家发改委的初步审批，正在等待商务部的最终放行。就在各方都认为这笔交易即将顺利完成之际，一个意想不到的声音打破了这种默契。三一重工集团副总裁向文波接连发表三篇文章，严厉抨击这笔交易涉嫌低价出售国有资产。 向文波的质疑并非空穴来风。作为重工业领域的资深从业者，他开门见山地指出：凯雷集团以3.75亿美元收购徐工机械85%的股份，这一估值严重低于徐工的实际价值。为了印证自己的观点，他甚至抛出了一个更高的价码——4亿美元，并表示愿意以这个价格收购徐工，前提是保持其国有企业性质。 这一表态立即在国内引发强烈反响。各大媒体竞相报道，社会舆论也随之沸腾。人们开始关注这起并购案背后的深层问题：究竟如何才能准确评估国有企业的价值？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如何平衡效率与国家利益？ 新华社在这个关键时刻连发三份内参，详细分析了这笔交易可能带来的各种影响。随着舆论持续发酵，相关监管部门也开始重新审视这起并购案。凯雷集团在压力之下，不得不两次修改收购方案，但最终仍未能平息各方质疑。 事实上，凯雷集团对徐工的兴趣，与其说是看中了这家中国重工业企业的发展前景，不如说是想借此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这一点，从他们愿意不断让步降低股份比例就可见一斑。然而，当一个企业的战略意图过于明显时，往往会引发更多的警惕。 最终，在多方压力之下，徐工集团不得不发表声明，宣布终止与凯雷集团的所有合作。这个结果，让人们看到了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企业的自主意识正在觉醒，对国有资产的保护意识也在不断加强。 这起并购案的终结，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商业决策，更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案例，它折射出改革开放深化过程中的诸多现实问题，也为后来类似的跨国并购案提供了重要参考。 要理解这起并购案的重要性，我们需要回溯徐工的发展历程。徐工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48年，那时它还是鲁南八路军第八兵工厂的一部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这座工厂不仅为解放战争提供了重要的物资支持，更为新中国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徐工逐渐从军工企业转型为民用重型机械制造厂。在计划经济时期，徐工就展现出非凡的创新能力。它创造了多个＂中国第一＂：第一台汽车起重机从这里诞生，第一台蒸汽式压路机也出自这里。这些装备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更为新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 上世纪九十年代，是徐工发展的黄金时期。1996年，徐工创下了惊人的业绩：年营收突破10亿元，利润达到1亿元。在当时的中国，这样的成绩足以令人瞩目。要知道，那时的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很多企业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中举步维艰，能够取得如此成就的企业凤毛麟角。 徐工的成功不仅体现在数字上，更体现在其市场地位上。在国内市场，徐工的产品几乎形成垄断优势。从南到北，但凡有大型基建项目，必能看到徐工的身影。更难能可贵的是，徐工还成功打入国际市场，这在当时的中国制造业中是极为罕见的。 在那个年代，大量跨国公司都在虎视眈眈地盯着中国市场。国外的工程机械巨头们纷纷想要进入中国，但都在徐工的强大实力面前望而却步。徐工用过硬的产品质量和完善的服务体系，筑起了一道保护国内市场的铜墙铁壁。 徐工的成功绝非偶然。它的每一步发展都与国家的需求紧密相连。当国家开展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时，徐工的产品就是最可靠的生产力工具；当国家推进技术创新时，徐工又以自主研发的成果回应国家的期待。 这种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的特质，使徐工在中国工业史上占据了特殊的地位。它不仅是一家企业，更是新中国工业发展的缩影。从兵工厂到现代化企业集团，从单一的军工生产到多元化的产业布局，徐工的每一步转型都映射着中国工业的发展轨迹。 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渊源和战略地位，当2006年凯雷集团提出收购方案时，才会引发如此大的争议。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徐工不仅仅是一家普通的企业，它承载着太多的历史记忆和产业积淀，其价值远不是简单的数字能够衡量的。
鹰王
卖了就没有今天的徐工了
天天
不要买给外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