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张群对蒋介石说：“熊式辉在曼谷办工厂破产了，想到台湾来养老。” 蒋

1954年，张群对蒋介石说：“熊式辉在曼谷办工厂破产了，想到台湾来养老。”

蒋骂道：“堂堂一个上将，混到如此地步，实在是丢人。”

老蒋骂归骂，还是让张群写信将熊式辉召到台北，给了一个“上将战略顾问”的头衔，让其按月领取薪水养老。

熊式辉曾是老蒋的亲信，担任江西省主席多年，抗战胜利后，出任东北行辕主任，晋升二级上将，一时间风头无二。

1947年8月，熊式辉被免去本兼职务，陈诚以“参谋总长”的身份，到沈阳上任，兼任东北行辕主任。被搞了一个突然袭击的熊式辉，对老蒋怨气很大，拒绝去南京接受闲职类的职务，和老蒋决裂。

1949年，熊式辉选择寓居香港，在港期间，他因护照问题被港英当局百般刁难，差点身陷囹圄。

在香港难以立足的熊式辉，听朋友说泰国商机无限，便带着家人跑去曼谷定居。熊式辉当了多年的军政大员，手上有不少钱，但他担心坐吃山空，又不愿就这样闲下去，便花费大价钱，与友人合伙开办了一个规模很大的纺织厂。

想当年，熊式辉担任省主席、行辕主任时，敛财手段堪称 “高明”，然而，敛财有术并不等同于具备经商天赋。

在经营纺织厂的过程中，熊式辉屡屡决策失误。他看着市场上某种花色的布料畅销，便急忙找来合伙人，一脸兴奋地说：“你瞧瞧，现在这花色的布料火得不行，咱们得赶紧跟上，再购置些设备，大干一场。”

合伙人面露犹豫，劝道：“咱是不是得先摸摸底，这市场热度能持续多久，需求到底有多大，贸然上这么多设备，万一到时候又不畅销了，那就麻烦了。”

熊式辉大手一挥，打断道：“你就是太谨慎，商机稍纵即逝，等你调研清楚，汤都没了，听我的，准没错。”

由于熊式辉在纺织厂的投资占大头，合伙人倔不过他，只得同意。

就这样，熊式辉花大价钱买了一批新的生产设备，加班加点的开工，可当生产出的大批货物涌入市场，熊式辉才惊觉同质化产品严重过剩，自家货物根本难以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大部分货物积压在仓库。

不仅如此，熊式辉在成本控制上也一塌糊涂，导致看起来每天都有货物售出，但成本营收，不足以维持工厂的正常支出。

随着时间的推移，工厂的资金链断裂了，连最基本的原材料采购款都难以支付，工人工资也一拖再拖。

工人们聚到一起，问熊式辉索要工钱，昔日的“熊上将”，成了工人口中的“无良老板”，熊式辉的心情可想而知。

工厂的管理人员、工人因长期拿不到足额的工资，纷纷离职另谋出路。工厂机器逐渐停止运转，车间变得冷冷清清。

仅仅不到两年，这家承载着熊式辉厚望的纺织厂，便因经营不善陷入绝境，货物堆积如山，无人问津，最终只能无奈关门大吉。

这场失败的投资，让熊式辉血本无归，生活也因此急转直下，陷入窘迫之境。

熊式辉拿出仅剩的钱，办了个 “文学社”，现实又给了他沉重一击。“文学社” 经营起来困难重重，资金短缺，宣传也跟不上，来捧场的文人屈指可数。

没过多久，“文学社”的财务说：“熊先生，这费用实在撑不下去了。”

熊式辉望着空荡荡的屋子，有气无力地说：“罢了罢了，没想到连这也做不成。”

这时，有人听闻消息，找到熊式辉说：“听说李默庵他们去了阿根廷定居，那儿物价低，生活压力小，真是个好地方。”

熊式辉苦笑说：“我现在一家老小吃饭都成问题，每天为了糊口发愁，哪还有钱去买那昂贵的船票远渡重洋。”

走投无路之下，熊式辉想到了在国民党内人脉广泛，又是老蒋结义兄弟的张群，赶忙修书一封，向张群诉说自己在泰国的处境。

张群看完信后，心里五味杂陈，谁能想到，当年的“江西王”，混到了如今这个地步。

张群这个忙，肯定是要帮的，因为他和熊式辉的交情可不一般，不仅是好友，还是“政学系”的主要成员。

“政学系”由杨永泰牵头组织，于1933年发展壮大，当时湖北、江西、安徽、河南的省党部主任委员，由张群、熊式辉、吴忠信、刘峙分别兼任，前两人在“政学系”地位仅在杨永泰之下，吴忠信和杨永泰、张群、熊式辉的私交都很好，算是半个“政学系”的人，至于刘峙，和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不和，对“政学系”更为亲近。

1936年10月，时任湖北省主席的杨永泰遇刺身亡，幕后黑手直指陈氏兄弟，但查了半天，不了了之。

杨永泰死后，张群、熊式辉成为“政学系”扛大梁的主要成员，两人此后，多有合作，也共同对付过政敌。

国民党逃台后，连何应钦都靠边站了，但张群却继续得到重用，在老蒋跟前的话语权不小，他去见老蒋，说：“熊式辉在泰国经商失败，落得个倾家荡产，生活窘迫不堪。若能让他来台湾养老，也算是不忘旧情。”

老蒋听后，先是骂了一通熊式辉，接着话峰一转：“既然如此，就让他来吧。”

就这样，在张群的帮助下，熊式辉得以前往台湾，在那里度过了余生。熊式辉在被陈诚取代，离开东北时，曾信誓旦旦的表示，今后不会再吃老蒋的“饭”，谁知这才过去几年，他就乖乖的跑去台湾。看来，“真香定律”，在熊式辉身上也是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