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汪伪高官李时雨带着核心机密，投诚戴笠。 这时，有人举报李时雨是地下党，戴笠一听，立刻接过材料来看，心中有了主意！ 他抬起眼皮，盯了一眼举报的下属沈维瀚，哼笑一声：“你可真行，借刀杀人都算计到我头上了···”沈维瀚听了，吓得不行，想要解释，却慌得口齿不清。 戴笠呵斥他：“滚出去！” 1945年，汪伪高官李时雨带着核心机密，投诚戴笠。 这时，有人举报李时雨是地下党，戴笠一听，立刻接过材料来看，心中有了主意！ 他抬起眼皮，盯了一眼举报的下属沈维瀚，哼笑一声：“你可真行，借刀杀人都算计到我头上了···” 铁门外的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李时雨扶着斑驳的墙砖踉跄走出提篮桥监狱时，远处传来零星的枪炮声。 这是1949年5月，上海的天空正被硝烟撕开一道裂缝，而他身上还穿着四年前投诚军统时的灰布长衫——只是如今，这件衣服早已被牢狱的霉味浸透。 时间倒回1945年的那个午后，军统局长戴笠的办公室里，檀香混着雪茄的烟雾呛得人喉咙发紧。 沈维瀚弓着腰，额头几乎贴到膝盖，手里攥着举报李时雨通共的密函。 戴笠扫了两行字，突然笑出声：“你当我瞎了？他要是共产党，我明天就能把脑袋割下来当球踢！” 沈维瀚还想争辩，却被一脚踹出门外，文件散落一地。 这份自信不是没来由的。 李时雨在汪伪政权混得风生水起，官帽摞起来能压死人：上海保安处秘书处长、立法委员、法制委员，连陈公博开会都要先问他的意见。 更绝的是他捞钱的本事——整顿租界时明着查贪污，暗地里自己收的保护费能买下半条南京路，青红帮大佬见了他都得喊声“爷”。 戴笠馋这个人才馋了三年，光是策反用的金条就装了三个皮箱，可人家眼皮都不抬。 直到日本快完蛋了，李时雨才抱着机密文件主动找上门，开口就要“戴罪立功”。 戴笠当然不会知道，这个“汉奸”早在北大念书时就跟着地下党混。 1936年西安事变那会儿，他躲在张学良的指挥部里，把老蒋被扣的消息连夜传给延安；后来钻进天津日伪法院，借着审判的名义把二十多个同志从死刑架上偷梁换柱。 眼下日本人要倒台，组织早算准蒋介石要翻脸，这才让李时雨披着汉奸皮混进国民党心脏。 军统上海站特别行动组长的椅子还没坐热，李时雨就露了手绝活。 他带人抄“汉奸”家产，名单上偏偏漏掉我党的秘密联络点，倒把戴笠死对头的私宅标得清清楚楚。 看着成箱的金条珠宝送进军统库房，戴笠在蒋介石面前腰杆挺得笔直，哪会想到自己成了别人手里的刀。 不过沈维瀚那帮人也不是吃素的。 他们发现李时雨老家亲戚和共产党有来往，连他老婆买菜多抓了把辣椒都要查是不是暗号。 戴笠嘴上骂着“滚”，背地里却派了三个特务全天盯梢。 那天在霞飞路咖啡馆，李时雨接过菜贩递来的扁担，转头就把微型胶卷塞进舞女的发簪——这些动作全落在对面阁楼的望远镜里。 最悬的一次在1946年春天，戴笠突然召见。 李时雨刚进门就看见桌上摆着沈维瀚新搜的“证据”，冷汗顺着脊梁往下淌，脸上却笑得坦然：“戴老板要是信不过我，现在崩了我也成。”戴笠盯着他看了足足半分钟，突然拍桌子大笑：“我要的是会咬人的狗，管它以前吃谁家的饭！” 这话说完不到俩月，戴笠的飞机就栽在南京西郊，李时雨的“护身符”跟着烧成了灰。 没了靠山，沈维瀚立马带人冲进他家。 老虎凳辣椒水轮着上，大腿肉烫焦了都没撬开他的嘴。 法官找不着证据，硬安了个“通敌”罪名判七年，结果牢门还没捂热乎，解放军的炮声就轰到了提篮桥。 站在监狱门口的李时雨眯着眼望天，远处一面红旗正插上邮政总局的钟楼。 他摸了摸胸前暗袋，里头还藏着戴笠亲笔写的委任状——这张纸他留了整整四年，就为等今天亲手交到组织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