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岁的重庆男孩康国雄在家门口撞见了蒋介石夫妇。此后，蒋介石每次来汪山散步，都会在康家门口叫上康国雄。如果宋美龄陪同散步，则会叫上康国雄的妹妹。 1941年的重庆，笼罩在日军轰炸的阴影之下。这座西南城市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战略价值，在抗战初期就被确定为中国的陪都。这个建议最早来自于当地著名金融家康心如。作为西部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美丰银行的经营者，康心如对重庆的地理优势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认为重庆三面环江，地势险要，既可以保障政府机构的安全，又便于全国军民团结抗日。这个建议得到了蒋介石的高度重视，此后康心如多次受邀与蒋介石会面讨论相关事宜。 随着战事的推进，重庆逐渐成为日军轰炸的重点目标。为了避免空袭带来的伤亡，许多重庆市民开始向城市周边转移。康心如也在这时候做出了举家搬迁到重庆南岸汪山的决定。汪山位于重庆主城区南岸，三面环绕长江，是一处地势较高的山地。这里不仅视野开阔，便于观察敌机动向，还有着天然的防空优势。正是这些特点，使得汪山成为了当时重庆政要避难的首选之地。 康家搬到汪山后，意外地发现自己的新邻居竟是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当时的汪山虽然居住着不少政要，但人员流动并不频繁，这里的生活倒显得格外平静。康心如的儿子康国雄当时正在上小学，年仅12岁，和妹妹每天往返于山上的住所和山下的学校之间，倒也活出了几分寻常孩童的生活气息。 1941年的一天，康国雄在家门口偶遇了正在散步的蒋介石夫妇。这次看似普通的邻里相遇，却开启了一段特别的情谊。此后，每当蒋介石来到汪山散步，都会顺道叫上康国雄作伴。如果宋美龄也一同出行，则会邀请康国雄的妹妹同行。这样的场景在战时的汪山上倒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在汪山上，蒋介石养成了每天散步的习惯。这位平日里严肃的最高统帅，在面对康国雄时却展现出了慈祥的一面。散步时的交谈渐渐拉近了两人的距离，蒋介石也经常邀请康国雄到家里用餐。蒋介石还特意安排自己的儿子蒋纬国作陪，三人同桌而食的场景，仿佛一家人般和睦。 宋美龄也常常邀请康国雄的妹妹作伴。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她会为这个邻家女孩准备一些精致的点心。 在那个年代，能够见到蒋介石并非易事。即便是军政要员如戴笠、陈诚等人，见面时也都有严格的时间限制。但康国雄却享有一个特殊的待遇，他去黄山官邸见蒋介石时是不受时间限制的。这份殊荣，在当时也只有《大公报》主编张季鸾能够享有。因此，康心如的同事们都半开玩笑地称康国雄为＂汪山要人＂。 1945年，抗战即将结束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康国雄的人生轨迹。当时成都新开设了一所＂空军幼年学校＂，深受飞虎队英雄事迹影响的康国雄萌生了报考的想法。然而，因为还未获得小学毕业文凭，他的申请未能通过。就在他失望而归的路上，恰巧遇到了外出的蒋介石一行。得知此事后，蒋介石立即安排侍卫官余滨东协助办理入学手续。在这份特殊关照下，康国雄很快就拿到了录取通知书。 这件事传到正在外地出差的康心如耳中，引起了他的强烈反对。在一封措辞严厉的长信中，康心如批评儿子不务正业，还利用与蒋介石的关系走后门。然而，年少气盛的康国雄当时并未将父亲的话放在心上，仍然坚持自己从军的理想。 随着抗战的结束，＂空幼＂开学时间被推迟到了9月。这段时间里，已经回到重庆的康心如多次与儿子谈心。最终，在父亲的开导下，加上战争已经结束的现实考虑，康国雄放弃了入读＂空幼＂的打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