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的新婚之夜，闻一多为了不与新娘同房，不洗头、不洗澡、不刮胡子。让人没想到的是，新娘的花轿到了家门口，他却溜之大吉。然而，家人不肯放过他，硬是将他抬进洞房。不过后来，闻一多对妻子的态度却有了非常大的改变。
1946年，在西南联大的简陋教室里，傍晚的灯光开始昏黄。闻一多带着银丝眼镜，蓄着长须，穿着黑色长袍走进了教室。他手中抱着一叠自己钻研多年写就的手抄讲稿，这一课他将讲授中国古代文学。面对渴求知识的学生们，他从容地掏出了纸烟匣，在烟雾缭绕中露出了慈祥的笑容，开始了他一如既往的讲解。 然而，悲剧很快降临。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因坚决反对独裁和内战，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这一消息让所有期盼和平的中国人震惊。李公朴遇刺后的当晚，有人前来告知闻一多，传言他也列在国民党暗杀的黑名单上，特务们可能会对他下手。尽管如此，闻一多并未听劝告，依然决定前往李公朴遇难的报告会现场。 站在讲台上的闻一多清楚地知道，自己可能随时成为下一个目标。但他没有退缩，依然对特务们发出了愤怒的质问：“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所说所写的不过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应该说的话。”这一番言辞掷地有声，直击人心。闻一多的演讲激起了现场观众的强烈共鸣，掌声多次将演讲打断。 当天傍晚，闻一多的女儿闻铭和母亲、大姐在家中等待着父亲和大哥归来。5点左右，父亲和大哥走在回家的路上，而闻铭正在家中焦急地等候。然而，突然间，窗外传来了急促的枪声。闻铭赶紧跑出家门，距离家门不到十步时，她看到父亲和大哥倒在血泊中，父亲已满身是血，失去了意识。她眼看着父亲的嘴唇从红色变为紫色，那一刻她明白了父亲已经不行了。
1922年的一个夏日傍晚，湖北浠水县一户人家门前热闹非凡。这是闻家为二少爷闻一多准备的婚礼，但新郎此时却显得十分怪异：蓬头垢面，胡子拉碴，整个人看起来邋里邋遢。这个在清华读书时一向以整洁著称的年轻人，此刻却刻意把自己打扮得如此不堪。 眼看着新娘的花轿渐渐驶近闻家大门，闻一多却趁着众人忙碌之际，悄悄从后门溜了出去。家人发现新郎不见了，顿时乱作一团。几个堂兄弟分头去找，最后在附近的一处小树林里找到了他。无奈之下，几个人只好硬把他抬回了家。这一幕在当时传为笑谈，但在闻一多看来却并不好笑。 然而，这段以抗拒开始的婚姻，却在岁月的流转中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变。这转变要从新娘高孝贞说起。在那个大多数女子还在缠足的年代，她的双脚却从未缠裹过。举止端庄大方的她，在新婚之夜受到冷落后，不但没有抱怨，反而在第二天主动为丈夫解围，向公婆解释说是因为他喝多了才去书房休息。 在父母的要求下，闻一多不得不在家中逗留了一段时间。这期间，高孝贞始终保持着得体的距离，既不过分亲近，也不刻意疏远。她深知丈夫对这门婚事的抗拒，便把更多精力放在了读书上。 回到清华后的闻一多，虽然收到过女同学的倾慕之情，但他还是选择了拒绝。在给家里的信中，他开始提到希望高孝贞能够继续求学。
闻一多在21岁时，曾自我反思自己易冲动的性格，并在日记中写下警语：“自兹铲拔野心，降志雌伏，优游世圃，宽厚岁时，未必不能出人头地。”当时，如果有人大胆预言闻一多将来会成为一名斗士或烈士，清华的师生们肯定不会相信，大家普遍认为他会成为诗人、学者或艺术家，因为他在这些领域的天赋确实非常突出。 从小，闻一多便对美术充满浓厚的兴趣。1919年9月，在美籍艺术教师司达尔女士的影响下，闻一多与杨廷宝、方来等人共同发起了清华美术社，组织绘画练习，并探讨艺术理论。次年12月，他与浦薛凤、梁启超等人建立了一个研究文学、音乐和各种艺术形式的组织——“美司斯”，社名取自缪斯女神（Muses）的音译。 汪曾祺曾写过一篇回忆散文，回忆中提到，闻一多讲《楚辞》时，总是从“痛饮酒，熟读《离骚》”开始。他讲唐诗时，并不重复前人的旧话，而是结合后期印象派的画作，尤其讲到点画派时，颇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讲《古代神话与传说》时，课堂上总是座无虚席，连工学院的学生也穿越昆明城赶来听讲，课堂内外都是人。 有一年的冬天，家里寒冷，粮食又告急，闻一多偷偷将自己心爱的裘皮大衣拿到拍卖行去当掉。妻子发现后，既心疼又责怪他：“你就这么一件大衣，卖了怎么过冬？”于是她赶紧让大儿子去赎回大衣。由于家中实在没有其他值钱的东西，闻一多只得开始卖书。他把自己满屋的书籍分批卖给了学校的图书馆，每次心疼地叮嘱图书管理员，“这些书您一定要帮我保管好，等我有钱了，我还会把它们买回来。” 然而，书籍终究卖光了。此时，有朋友建议他说：“你不是学过美术吗，为什么不尝试做篆刻，给别人刻章呢？”闻一多顿时欣喜若狂，觉得这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好办法。他开始尝试篆刻，第一次刻制图章时，手指被磨破。之后，由于他的篆书漂亮，篆刻生意逐渐红火，家里大部分收入都来自这个手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