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同志不抽中华，爱抽三毛钱一包的三七。永贵大叔不喜欢吃喝，生活比较朴素，没有什么特殊的嗜好，就是爱抽烟。 陈永贵身为副总理，他却始终没有把自己的户口迁到北京，依然保持着农民的身份。 1952年，陈永贵担任大寨村生产委员，他带领村民们艰难开荒、修建水利设施，提出了长远的治山治水规划。 那时的大寨村自然条件十分恶劣。 大寨村的基础逐渐得到了改善，1963年，大寨村遭遇了史无前例的自然灾害，积累的成果几乎被毁灭殆尽。 然而，陈永贵没有低头，而是带领村民们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重建家园，最终大寨村不仅没有向国家求援，反而将二十多万斤公粮上缴给国家。 陈永贵也成为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1973年，陈永贵进入中央政治局，成为中央委员。 两年后，陈永贵正式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全国农业。 尽管他学历不高，甚至40岁时才开始接受扫盲教育，但陈永贵得到了毛主席的信任。 作为副总理，陈永贵没有将户口迁到北京，依然在大寨村领取工分，每天参加劳动。 大寨村的生产队为他记录工分，每月以1元5角的标准给予他45元的报酬。 此外，他还在山西省兼职，享受每月100元的生活补贴。 虽然在中央担任副总理，但陈永贵始终未享受国家领导人的待遇。 即使在中央工作期间，他依然坚持回到大寨村参加劳动。 为了参与生产，他常常搭乘一夜的火车回到家乡，抵达时已是清晨，随即投入到劳动中。 1980年，年逾花甲的陈永贵主动向组织提出辞去副总理职务。 组织接受了他的辞呈，但考虑到他年事已高，安排他在北京安度晚年。 在辞职后的生活中，虽然他被提供了专车和警卫员等特殊待遇，但他更喜欢骑着自行车去市场买菜。 菜市场里，摊贩们对这位“永贵大叔”十分熟悉，尽管有人热情提供折扣，但他总是坚持按照市场价格支付。 他的生活简单而有规律，常常在街头巷尾散步，和邻里聊聊家常。 陈永贵并没有完全放下工作，他同样关心着农业的发展和年轻一代的成长。 被安排在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后，他继续将自己多年积累的农业经验传授给年轻干部。 他每天早晨都会去公园散步，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尽管年事已高，依然保持着农民的作风。 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与百姓的紧密联系。 他每天亲自去市场买菜，不仅是为了节省，也因为他渴望通过这种方式体验普通百姓的生活。 人们常常在街头看到这位曾经的副总理推着自行车，满脸笑容地挑选蔬菜、与摊贩交流。 他不仅自己尽量避免使用公车，甚至对家人也有严格要求，反对他们享受不应得的公家资源。 然而，陈永贵嗜烟如命。 即使年纪已高，他依然无法戒掉吸烟的习惯。 无论是在家中还是接待来访的客人时，烟雾总是弥漫在空气中。 1985年，陈永贵在一次体检中被诊断出患有晚期肺癌，医生认为这与多年的吸烟习惯密切相关。 尽管如此，他依旧保持乐观。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陈永贵始终惦记着自己曾经带领乡亲们奋斗的山西大寨。 在临终时，他还询问来访的亲朋好友关于大寨的情况。 1986年，陈永贵去世。享年71岁。 在他去世后，他的葬礼尽量从简。 山西大寨的村民和全国各地的人们，依然怀念这位从农民到副总理，再回归平凡的老干部。 陈永贵家庭的教育观念十分重视，尤其在子女的培养上。 他小儿子陈明亮回忆，父亲之所以将他接到北京，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尚未成年。 若是他和姐姐、哥哥一样已成家立业，父亲必定不会强行干预。 陈永贵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 尽管在那个年代，陈家子女有许多机会走上官场，但陈永贵从未为此提供过任何便利。 陈明亮早年间他曾在低谷中徘徊，开过不成功的生意，但通过努力拼搏，陈明亮最终凭借自身才智成为了两家公司总裁，并在晋商会担任要职。 而他的哥哥陈明珠在地方上担任了宣传部长，且在该岗位上服务多年，早已退休。 其他家族成员，包括陈明亮的姐姐和二哥，都有各自的贡献。 在陈永贵的孙辈中，陈春梅她担任过最高人民法院督察局副局长，并在法学领域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 参考文献：[1]王庭栋.陈永贵的农田基本建设思想——纪念陈永贵同志逝世十周年[J].山西农经,1996(1):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