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18日晚上，七十岁的翦伯赞同妻子一同服安眠药去世。 他与他的妻子做到了“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翦伯赞早在青年时代，他便积极参与了五四运动。 1924年，翦伯赞赴美国加州大学留学，随后在1926年回国，加入了国民革命军。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翦伯赞在南京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上世纪30年代起，翦伯赞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引入中国。 《历史哲学教程》和《中国史纲》的出版，使他与郭沫若、范文澜等人并列为中国现代历史学的“五老”。 在1952年院系调整后，作为北大的副校长，他搬进了燕东园28号楼。 翦伯赞的居住条件非常优越，28号楼整栋楼为他和家人所用，楼内配备有汽车库，拥有专车和司机。 同时，南面的一间专门为他助手杨济安等几位工作人员准备的办公室也紧邻他的住处。 28号楼的一楼书房是翦伯赞的工作和休息的地方。 楼上则是他的私人空间。 曾有访客描述，翦伯赞的客厅布置别致，充满少数民族风情，地面铺满厚重的花纹地毯，四壁陈设着躺柜。 访客第一次得以知晓，翦伯赞原来是维吾尔族人。 翦伯赞的第一任妻子李守箴早逝，他的第二任妻子戴淑婉，对前妻的子女关爱有加，视如己出。 翦伯赞17岁时与李守箴结为夫妻，共同度过了六年的婚姻生活。 李守箴贤良淑德，细心照料家庭。 她为翦伯赞生了三个孩子。 然而，霍乱席卷而来，李守箴在外出买药时不幸染病，最终去世。 那一夜，翦伯赞梦见她来告别，醒来后却听到了妻子去世的消息。 李守箴去世后，翦伯赞深陷悲痛之中。 尽管父亲多次劝说他再娶，他始终坚决不愿再婚，直到有一天，他意识到，自己三个孩子正急需母爱。 经过深思熟虑，翦伯赞决定为孩子们找一位新妈妈，最终选中了戴淑婉。 戴淑婉刚嫁入翦家时，她不仅要照料三个孩子，还要在丈夫出国深造时承担起家庭的重担。 尽管她没有自己的孩子，初为人母的戴淑婉毫无怨言。 孩子们最初对她心存排斥，但在她无微不至的照顾下，终于放下心防。 戴淑婉的真诚与付出打动了翦伯赞。 她的全心奉献让他逐渐从内心接纳了她。 在内战时期，戴淑婉借助与其他夫人的交往，帮助丈夫获取情报。 当翦伯赞罹患黄疸肝炎，身边的人都因怕传染而远离他，唯有戴淑婉不离不弃。 戴淑婉不仅承担了家庭责任，还在翦伯赞最困难时刻给予他支持。 翦伯赞有三子一女。 他的大儿子翦斯平从哈佛大学毕业后曾赴莫斯科大学深造，回国后从事了多个城市改造项目； 二儿子翦天聪则是机械工程师，曾担任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女儿翦心倩则显得低调，专注于自己的事业。 然而，1965年随着动荡时期爆发，《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判翦伯赞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翦伯赞成为了批斗的目标。 燕东园成为了一个充满压迫的地方。 最初，燕东园的居民被要求将各自的住处一分为二，房屋的使用权重新分配。 它更像是对人们隐私的摧残。 直到后来，许多居民的家变得狭小且拥挤，有些楼房甚至被迫容纳了多达四个家庭。 翦伯赞先生的家成为第一个遭遇“掺沙子”待遇的住户。 后来，1967年，邵瑜一位历史系教授的女儿，描述了她亲眼所见的翦伯赞家被迫搬迁的情景。 翦伯赞先生和他的妻子在家中已经受尽折磨，窗户被大字报封住，房顶破损。 一个自称历史系干部的人员带着家人要求邵瑜一家搬出，翦家则被迫搬入他们的住处。 翦伯赞先生和妻子穿着破旧的衣服，被人粗暴地赶出家门。 翦伯赞的家中，家具简陋，一辆简陋的驴车也成为了他们搬家时唯一的交通工具。 搬家过程中的辱骂和石块攻击让人心寒，翦伯赞夫妇无处可逃。 随后，翦伯赞夫妇被迫迁至成府街的平房居住。 然而，邻里间的冷眼和嘲笑成为了他们的日常。 直到1968年毛泽东发布的“最高指示”，翦伯赞终于得以从压抑的生活中得到些许宽慰。 他和妻子被调回燕南园，并获得了基本的生活费支持。 在一个早晨，翦伯赞和他的妻子选择了自杀。 参考文献：[1]徐国利.翦伯赞论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和“文史合一”的历史书写[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8(1):67-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