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在北京医院，周总理因膀胱癌住院三年，金日成得知后感到悲痛。金日成借着一次出访的机会，特地前来探望周总理。周总理得知金日成要来，为了这次见面，他特意穿上一双新的布鞋。 1972年5月的一天，北京医院的化验室里，医生们正在为周恩来总理进行例行的尿样检查。当他们仔细观察显微镜下的样本时，发现了一些异常的细胞。 周总理当时正值74岁高龄，工作繁忙，每天都在处理大量国家事务。这些零星的身体警号并未引起他太多的重视，依然保持着十分紧凑的工作节奏。 直到1973年1月，情况发生了重大转折。周总理开始出现明显的血尿症状，这个信号表明病情正在逐步恶化。在医疗团队的强烈建议下，周总理终于同意接受进一步检查。 1973年3月，医疗团队为周总理进行了第一次膀胱镜检查。检查结果令人揪心：在膀胱内发现了三处约绿豆大小的病灶。随即进行的活检结果确认了最坏的预期：这是膀胱癌。 面对这个诊断结果，医疗团队建议立即进行手术治疗。但考虑到周总理的特殊身份和繁重的工作，手术方案需要更加周密的考虑和安排。在征求了周总理本人和夫人邓颖超的意见后，决定先采取保守治疗方案。 根据当时的医疗经验，这种病症容易复发，需要每隔三个月进行一次复查，并进行药物灌注治疗。同时，还需要配合口服药物来控制病情。周总理接受了这个治疗方案，并于1973年7月接受了第一次药物灌注治疗。 医疗小组考虑到周总理的工作强度过大，想借治疗的机会让他休息，规定用药后需要休息两周。周总理同意了这个建议，暂时入住玉泉山五号楼。但即便在＂休息＂期间，他仍然坚持批阅文件，只是没有下山参加会议。 1974年6月1日，在病情持续发展的情况下，周总理终于住进了解放军305医院。这家新建的医院虽然设备先进，但当时还没有设立泌尿科。为了确保治疗效果，卫生部特别调集了全国最优秀的专家，组建了一个强大的医疗团队。 1975年春天，一个重要的消息传到了朝鲜：中国总理周恩来正在北京住院治疗。这条消息让与中国有着深厚友谊的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十分牵挂。 1975年4月，金日成决定借访华的机会看望周总理。这个消息传到305医院后，医院立即开始做各项准备工作。 此时的周总理刚刚在3月26日做完结肠手术，身体状况十分虚弱。但他仍然坚持要亲自接见这位老朋友，医疗团队只能加紧对他的术后护理。 会见前的准备工作中，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周总理的双脚因为手术后出现浮肿，原有的皮鞋和布鞋都穿不上了。时间紧迫，又不方便请鞋匠到医院来量尺寸。 工作人员只好带着总理的旧布鞋，找到了一直为中央领导人做鞋的王凤德师傅和专门制作布鞋的韩师傅。韩师傅接过旧鞋后，立刻认出这是自己以前做的，当即表示会连夜赶制新鞋。 4月19日，这天对于中朝两国来说都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周总理和邓小平在医院会见了金日成一行。会面安排在医院的一个经过特别布置的会客室内。 这次见面持续了一个小时，两位老朋友都没有使用翻译。因为金日成和同行的朝鲜劳动党政治委员会常委朴成哲都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 谈话的内容涉及两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虽然周总理身体虚弱，但依然保持着他一贯的严谨和专注，与金日成进行了深入交谈。 会谈结束时，发生了一个令在场所有人都感动的场景。按照东方人的习惯，告别时通常只是握手。但这一次，金日成主动与周总理紧紧相拥。 在周总理生命的最后587天里，他始终保持着惊人的工作强度。医院的病房成了他的办公室，一份份重要文件依然每天摆在他的床头。 从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去世的这段时间里，周总理共会见了220多人次，其中包括65次接见外国使节和代表团。他主持召开了32次会议，最长的一次会议持续了将近四个小时。 1974年9月30日，建国25周年国庆招待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尽管身体状况不佳，周总理仍然坚持出席这个重要场合。当他走进会场时，数千名与会者全体起立，用长时间的掌声表达对总理的敬意。 这次公开露面之后，周总理的身体状况继续恶化。但他仍然坚持工作，继续接见重要外宾。1975年9月7日，他进行了最后一次外事活动，接见了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 在这次会见中，周总理仅仅谈话15分钟就感到十分疲惫。会见结束后，他向相关部门表示，以后不要再安排他见外宾了。 仅仅13天后，也就是9月20日，周总理不得不接受第四次大手术。这次手术对77岁高龄的他来说，打击实在太大。从此之后，他再也没能下床活动。 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仍然关心着国家大事。当有重要文件送到病房时，他都会认真批阅。护士们经常看到他在深夜还在看文件，有时甚至一直工作到天亮。 1976年1月8日，这位为新中国奋斗了一生的人民总理，永远闭上了眼睛。这个消息传出后，全国上下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