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清华校长梅贻琦病逝。家人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在病床底下竟然发现了一个手提包。谁知，打开之后大伙都傻眼了。 1962年，台湾新竹的一间简陋病房里，躺着一位已经走完人生最后一程的老人。他就是曾经担任清华大学校长17年之久的梅贻琦。 在这间病房里，老人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而他最后的时光居然是靠校友们凑钱交医药费才得以维持。 病房里的物品很少，一张简单的单人床，一个缺了角的床头柜，还有几件换洗的衣物。这就是这位清华大学前校长留下的全部家当。 在整理遗物的过程中，家人发现在病床下藏着一个看起来有些年头的手提包，这个包是他一直随身携带的。这个包看起来保管得很好，虽然有些旧，但是很干净。 当包被打开的那一刻，所有在场的人都沉默了。包里没有金银财宝，没有存折票据，只有一摞整整齐齐的账本。 这些账本记录的是清华基金的每一笔收支明细，从1931年到1948年，长达17年的账目记录清清楚楚，分毫不差。每一笔支出都有详细的用途说明，每一笔收入都标注了来源去向。 梅贻琦的妻子韩咏华看着这些账本，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她说：＂他一生都在为清华操劳，到死都没有留下一分钱的积蓄。＂ 从1931年担任清华校长开始，梅贻琦就把清华的每一分钱都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他守护着这笔巨额基金，从未动用过一分一毫。 即便是在最困难的西南联大时期，即便是自己家徒四壁，他依然坚守着自己的操守。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叫＂两袖清风＂。 这个手提包里的账本，成为了梅贻琦一生清廉的最好见证。47年来，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更是一位坚守信念的君子。 当时有位在场的清华校友说：＂在那个年代，能做到这样的人不多了。梅校长守着这么大一笔钱，却过着最清贫的生活，这种品格足以为后人楷模。＂ 梅贻琦从清华毕业后，在美国匹兹堡大学、纽约大学深造。1931年，他接受重任，出任清华大学校长一职。 刚上任时，清华拥有充裕的庚子赔款基金，每年有几十万美元的固定收入。但梅贻琦待人处事一如既往的朴素，从不摆架子。 他始终坚持＂行胜于言＂的教育理念。无论是处理学校事务，还是面对师生问题，他都亲力亲为，从不推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平告急。为了保护教育资源，梅贻琦与北大、南开两校领导一起，作出了将三校合并南迁的决定。 在长达两千多公里的搬迁路上，他带领师生辗转多地，最终在昆明落脚。这就是后来闻名中外的西南联大。 当时的西南联大经费极其紧张，庚子赔款基金也被迫停止发放。面对困境，梅贻琦第一个带头取消了校长的所有待遇。 为了维持家计，他的妻子韩咏华不得不在街头摆起了小摊，卖起了自制的糕点。他们给糕点起名叫＂定胜糕＂，寄托着抗战必胜的信念。 有时候妻子进货去了，梅贻琦还会帮忙看摊。即便这样，他依然从不迟到，总是准时出现在课堂上。 学校的建设资金同样捉襟见肘。当时，他请著名建筑师梁思成夫妇设计校舍。 原本的设计是一座现代化的学校，但因为经费不足，不得不一再简化。从高楼到平房，最后只剩下简陋的茅草屋。 但梅贻琦始终坚持：有了茅草屋，学生们就有了读书的地方。在他看来，教育的根本不在建筑的奢华，而在于求知的热忱。 1948年，在清华任职17年后，梅贻琦选择离开。很多人不解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离去。 后来他对友人透露，离开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他始终把保护学校资产作为己任。 即便到了台湾，很多人劝他把这笔钱据为己有，但都被他严词拒绝。他用这笔钱在台湾筹建了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也就是今天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 这些年来，梅贻琦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但在他的带领下，清华不仅挺过了战争的艰难岁月，还培养出了众多杰出人才。 在中国教育史上，西南联大堪称一个奇迹。这所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而成的大学，虽然物质条件极其简陋，却创造了令人惊叹的育人成果。 在梅贻琦的带领下，西南联大培养出了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四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八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以及171位两院院士都出自这所＂最穷＂的大学。 在梅贻琦生命的最后时光，他已经穷困潦倒到无法支付医药费。面对这种情况，清华的校友们自发组织募捐，帮他交付了住院费用。 1962年，梅贻琦在台湾新竹病逝，享年73岁。按照他生前的愿望，他被安葬在新竹清华大学的校园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