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英执行死刑后，尸体竟无人认领，原因大概有三点，第一，她卖了儿子，生死未知。第

余华英执行死刑后，尸体竟无人认领，原因大概有三点，第一，她卖了儿子，生死未知。第二，两个闺女因舆论压力太大不敢认领，丈夫和姘头作为拐卖同伙被关押，有心无力。第三，父母已去世，她与兄弟姐妹关系差，且常年不联系，如今恶名远扬，他们也不会来认领。 余华英在落网后供述，她和丈夫龚显良带着女儿从重庆大足来到贵阳，专门是为了寻找适合被卖到邯郸的孩子。他们租住了房子，住了半个月，依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小男孩，于是他们把目标转向了住在一楼的一家小女孩。 1995年，杨妞花的父母在贵阳打工，租住了一间房，杨妞花一家就住在那里。她回忆道，隔壁搬来了一家三口，其中就有余华英。两家人逐渐熟悉起来，杨妞花和姐姐常常和余华英的女儿王梅花一起玩耍。慢慢地，余华英获得了杨妞花父母的信任。有一天，余华英以带杨妞花去买织毛衣的签子为由，将她诱骗走。 公诉机关指控余华英和龚某良共同拐走了杨妞花，但杨妞花记得，那个时候她和余华英在一起的，实际上是余华英的丈夫王某文。她和姐姐都很清楚，王某文的腿是正常的，而龚某良的腿有点毛病。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多年，但杨妞花清楚地记得这些细节。 在1993年正月初七，正值人们沉浸在节日的氛围时，6岁的蔡某胜和哥哥正在遵义市火车站站台上捡酒瓶。随后，蔡某胜的哥哥上了火车去捡酒瓶，遇到了一名女子，她带着一个小女孩并告诉蔡某胜的哥哥要买糖吃。蔡某胜的哥哥便被这个女子带走并上了火车。 最终，他被送到了河北邯郸，通过中间人王国付以大约4000元的价格卖给了养父母家。与他一样，其他10名被拐卖的儿童也都被不同的中间人卖到了河北邯郸。2023年9月18日，审判长宣读完判决后，询问余华英是否上诉，她回答：“量刑太重了，要上诉。” 2024年秋天，在湖南某监狱，一具尸体无人认领。这具尸体的主人是刚刚被执行死刑的余华英。从法律程序上来说，死刑犯的遗体应当由家属领走。但在这个案件中，竟然没有任何亲属愿意前来认领。 这个结局似乎在情理之中。余华英犯下的罪行令人发指 - 她将自己的亲生儿子送入人贩子手中。作为一个母亲，她彻底背离了人伦常情。这种行为不仅断送了自己的性命，也给整个家庭带来了无法修复的创伤。 在案发之前，余华英看似过着普通的生活。她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一个丈夫，两个女儿和一个年幼的儿子。但是在金钱的诱惑下，她选择了一条不归路。与丈夫和情人共谋，将自己的亲生儿子卖给了人贩子网络。这个选择，成为了压垮整个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 消息传开后，舆论的重压让她的两个女儿几乎喘不过气来。在社交媒体上，在现实生活中，她们不得不面对他人异样的眼光。即便在母亲被执行死刑后，这种压力仍然存在。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在母亲死后，她们始终没有出面认领遗体。 余华英的丈夫和情人作为共犯也难逃法网。他们因参与拐卖儿童被判入狱，即便想要处理余华英的后事，也是有心无力。至于那个被拐卖的儿子，至今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在余华英的原生家庭中，情况也并不乐观。她的父母早已过世，与兄弟姐妹的关系长期处于疏离状态。多年来几乎断绝了往来，每逢节假日也不见走动。当她的恶行被曝光后，这种疏离更是转变成了决绝。 余华英的拐卖行为，带走了无数无辜的孩子，尤其是其中有高达五对兄妹或亲兄弟一同被拐的案例。贵州都匀的修鞋匠罗兴珍便是其中一位受害者的母亲。她的儿女华兰和华白在年幼时被拐走，27年来，罗兴珍为了找回孩子，日复一日地在都匀市的长途客运站门口竖起寻亲的牌子，摆摊修鞋。 她的生活被彻底改变，每天都在无尽的痛苦与煎熬中度过。那些被拐走的孩子，他们在陌生的家庭中长大，浑然不知亲生父母的身份，也不清楚自己的根在何方。孩子们的心中充满了迷茫与痛苦，失去了最基本的归属感。 经过审理，2024年1月，因漏罪发回重审，余华英的罪行被进一步确认，涉及的受害儿童从11人增加至17人。2024年12月，二审判决维持原判。庭审当天，众多受害家庭的成员来到现场，一位71岁的受害者家属愤怒地表示：“我要用针一根根挑掉她的筋！”这番话表达了所有受害者的心声。 连自己的亲儿子都不放过，余华英将孩子视作商品的行为令人发指。类似的犯罪行为并非孤立，曾有犯罪分子如陈莲香，在两年内拐卖了46名儿童，并致使两名孩子死亡。她在审讯中说：“这事不是我干的，是我同伙。那孩子哭得太大声，我同伙怕把人招来，就把孩子丢河里了。”这些人完全没有对生命的敬畏，视生命如草芥。 余华英的罪行如此严重，死刑无疑是最严厉的惩罚。然而，单单判死刑并不足以抵消她所犯下的所有罪孽。对于这种典型的拐卖案件，尤其是那些发生在多年之前，证据难以寻找，受害人可能已经去世，甚至“买家”早已消失，案件调查的难度极大。司法机关必须以细致入微的态度，披沙沥金，排查线索，仔细核实，让每一位受害者的声音都能得到应有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