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皇帝继位后，想把老爸兴献王抬进“太庙”，号“睿宗”。按照规矩，太庙最多只能有7个名额，有进就有出；血缘关系最远的，必须出太庙，创国者除外。如此，太庙就必须去掉一人牌位。 嘉靖十三年（1534年）的一场大火，彻底改变了明朝太庙的命运。那一年，南京太庙被烈焰吞噬，殿宇灰飞烟灭。在普通人眼中，这或许只是一场灾难，但对于嘉靖皇帝朱厚熜来说，却是上天赐予的绝佳机会。 火灾发生后，嘉靖帝的心腹大臣夏言立刻进言：＂陛下正要改革庙制，南京太庙就发生火灾，这大概是皇天列祖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应该顺应。＂听到这番话，嘉靖帝喜不自禁，当即下令次年春天兴建新的太庙，并停止对南京太庙的祭祀。 要了解嘉靖帝为何如此高兴，我们需要回到几年前。正德十六年，明武宗朱厚照驾崩，没有留下子嗣，也没有同父的亲兄弟。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堂弟朱厚熜登上了皇位，成为了嘉靖皇帝。 然而，嘉靖帝甫一登基，一场激烈的争论便随之而来，焦点竟是他能否继续称自己的亲生父亲为父亲。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一众大臣坚持认为：嘉靖的父亲仅仅是一位藩王，而这大明江山原是属于他伯父明孝宗以及堂兄朱厚照的。依据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嫡长子继承制，嘉靖若要继承皇位，就必须过继给明孝宗为子，如此一来，嘉靖亲生父亲兴献王，在名分上就只能成为他的叔叔了。 嘉靖皇帝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明武宗没有子嗣，明孝宗也因此绝后，而自己本就是依据朱元璋《皇明祖训》所规定的继承顺序，属于第一顺位继承人。更何况明武宗的遗诏中明明白白地写着＂伦序当立＂四个大字，这清晰地表明了自己皇位继承的合法性，根本无需过继给明孝宗。在他心中，自己的亲生父亲就是兴献王，这一点绝不容置疑与混淆。 这场被史称为＂大礼议＂的争端，让嘉靖帝深感自己皇位正统性受到质疑。而在明朝，太庙作为皇权合法性的象征，供奉着历代皇帝的神主。按照规定，太庙最多只能供奉九位先帝的神主，一旦超过就要将血缘最远的那位先祖迁出，创国者除外。 嘉靖帝一心想让他爹兴献王入祀太庙，但太庙已经位置有限。于是他先是在嘉靖十年（1531年）下令将德祖祧出太庙并尊太祖为始祖，将太祖的神主置于寝殿正中。表面上看，是为了尊崇太祖朱元璋，实则是为兴献王入祀创造空间。 嘉靖十七年（1538年），一场关于明堂配享的讨论在朝廷中掀起波澜。一位退休官员上书，主张建明堂，为兴献帝上庙号并使其配上帝。这一提议让嘉靖帝看到了为父亲正名的新机会。 当时朝堂上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部分大臣认为应当由嘉靖帝的父亲兴献王配享，另一部分则主张由明太宗朱棣配享。这两种意见各有支持者，而嘉靖帝自然倾向于前者。然而，为了安抚支持太宗配享的朝臣，也为避免被人诟病自私，嘉靖帝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太宗皇帝功劳极大，不应只称＇宗＇。＂嘉靖帝宣布，将朱棣的庙号由＂太宗＂改为＂成祖＂，同时为兴献帝上庙号为＂睿宗＂。这一改变表面上看是提升了朱棣的地位，实则暗藏玄机。 朱棣本是靠武力夺取侄子朱允炆的皇位，其统治合法性一直备受质疑。在位期间，他做了许多事来洗脱篡位之名，甚至不承认建文一朝，强调自己是直接继承太祖朱元璋。按照惯例，作为王朝的第二位皇帝，＂太宗＂这个庙号对朱棣而言是最恰当的。嘉靖帝给他改为＂成祖＂，等于向世人宣告朱棣的皇位来源不正，让其多年的掩饰付诸东流。 更微妙的是，朱棣的谥号也从＂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改为＂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从＂体天广运＂到＂启天肇运＂，意味着朱棣不再是继承天命，而是重新开创天下，这彻底切断了朱棣与太祖正统嫡系的联系。 嘉靖帝的这一系列操作引起了朝野哗然。虽然朱棣确实是靠篡位登上皇位的，但他在治国方面成就斐然。将他从太宗的尊位上扫地出门，实在有失公允。 此时，嘉靖帝的父亲兴献帝已有了庙号，入太庙似乎顺理成章。但太庙已无空间新建庙宇，严嵩等人提议，睿宗已有自己的庙，可将睿宗神主放在原庙中，待祭祀典礼时再取出与太庙历代皇帝一同接受祭祀。嘉靖帝采纳了这个建议，献皇帝庙也相应改称为睿宗庙。 然而，嘉靖帝的心愿还未完全实现。嘉靖二十年（1541年），刚建成五年的新太庙遭遇雷火，全部焚毁，只有位于群庙之外的睿宗庙幸免于难。这次灾难让嘉靖帝不得不重新考虑太庙的建制。 经过思考，嘉靖帝决定恢复同堂异室制，放弃之前的都宫别殿制。这一转变有三个原因：其一是他惧怕上天对他更改庙制的惩罚；其二是财政考量，同堂异室制工程量小，能节省开支；其三是他已经为父亲争取到庙号，不必再坚持都宫别殿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