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规定，太庙正殿只能摆九个皇帝牌位；当太庙中的位置满了，就需要将世系较远的神主迁出太庙，名曰＂祧＂。 太庙，这个在古代中国政治与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建筑群落，承载着皇家对祖先的崇敬与纪念。作为历代皇帝祭祀先祖的神圣场所，太庙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皇权合法性的象征载体。在明朝，太庙的地位尤为突出，它是连接皇室血脉、彰显王朝正统的重要纽带。 明朝的太庙坐落于北京内城东部，布局恢宏，结构严谨。它遵循中轴对称的设计理念，主体建筑包括正殿和配殿。正殿作为太庙的核心区域，专门用于安置历代皇帝的神主牌位，彰显着皇家血脉的延续与传承，同时也是国家重大祭祀活动的举行地点。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后，对太庙制度进行了全面规范。他借鉴历代王朝的经验，同时结合自身的政治理念，确立了太庙的基本制度。其中一项重要规定就是太庙正殿只能摆放九位皇帝的神主牌位，这被称为＂九位制＂。 这一规定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代表极致和尊贵，象征着皇权的至高无上。九位制的确立既体现了对祖先的尊崇，也在空间上做出了合理安排。 周朝以降，历代王朝对太庙制度都有不同程度的调整。汉代注重祭祀直系祖先，唐宋则扩大了祭祀范围。明朝的九位制既吸收了这些历史经验，又结合了朱元璋对家族血脉传承的重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太庙制度。 随着皇位的世代传承，皇帝的数量必然会超过太庙正殿能够容纳的九位限制。为解决这一问题，明朝确立了＂亲尽则祧＂的原则。所谓＂祧＂，指的是将与当今皇帝世系较远的祖先神主从太庙正殿迁出，安置到专门的祧庙中继续接受祭祀。 在实际操作中，祧庙虽然地位不如太庙正殿，但仍然享有隆重的祭祀仪式。被＂祧＂出的皇帝并非被遗忘或不受尊重，而是以另一种形式继续接受后代的敬奉。 朱元璋作为出身寒微的开国皇帝，对太庙祭祀尤为重视。他通过建立严格的太庙制度，一方面表达对祖先的敬意，另一方面也在塑造一种新的政治秩序。在他的治理下，太庙不仅是祭祀场所，更成为连接皇家血脉、传承皇权的神圣纽带。 1521年，明世宗朱厚熜继承皇位，史称嘉靖帝。与前代皇帝不同，嘉靖并非直系继承，而是作为藩王之子被迎立为帝。这种特殊的继位方式为太庙祭祀制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嘉靖帝继位后不久，便提出要追尊其生父兴献王朱祐杬为皇帝，并将其牌位安置于太庙之中。 这一要求立即在朝廷引发了激烈争论，史称＂大礼议＂。争议的核心在于＂继统＂与＂继嗣＂的区别：嘉靖是继承了明武宗的皇统，还是只继承了皇位而血缘上仍属于兴献王一脉？这看似是礼制问题，实则关乎皇权的合法性基础。 经过数年的政治角力，嘉靖帝最终以绝食抗争等极端方式表达决心，迫使朝臣让步。 到嘉靖时期，明朝已历经九位皇帝，太庙正殿的九个位置已经满员。根据礼制，若要将兴献王的牌位纳入太庙，必然要将一位先帝的牌位移出。按照＂亲尽则祧＂的原则，应当移出与嘉靖血缘关系最远的皇帝牌位。 理论上，太祖朱元璋与永乐帝朱棣与嘉靖的血缘关系最远，应当首先考虑。然而，朱元璋作为开国之君，其牌位自然不能动摇；而朱棣虽为明朝第三位皇帝，却因其显赫功绩和崇高地位，同样难以轻易迁出。 朱棣在明朝历史上的地位不容小觑。他通过靖难之役夺取皇位后，开创了明朝的盛世局面：迁都北京、派郑和下西洋、修筑紫禁城、编纂《永乐大典》等举措，使明朝国力达到顶峰。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皇帝，其牌位自然难以轻易从太庙中移出。 面对这一困境，嘉靖没有直接挑战朱棣的地位，而是采取了一种迂回策略：在1538年，嘉靖下令将朱棣的庙号从＂太宗＂改为＂成祖＂。 在中国古代宗法制度中，＂祖＂与＂宗＂有着本质区别。＂祖＂代表开创性的地位，如太祖、高祖等；而＂宗＂则表示继承性质，如太宗、世宗等。通过将朱棣的庙号改为＂成祖＂，嘉靖巧妙地提升了朱棣的历史地位，使其与朱元璋并列为＂祖＂级别的皇帝。 这一改动使朱棣的牌位可以与朱元璋一起，永久保留在太庙正殿的特殊位置上，而不受＂亲尽则祧＂原则的限制。 既然朱元璋和朱棣的牌位都得以保留，那么必须有另一位皇帝的牌位被迁出太庙。按照亲疏远近的原则，明仁宗朱高炽成为了最合适的人选。 这一决策过程虽然引起了一些朝臣的异议，但在强势的嘉靖面前，反对声音最终归于平息。1548年，嘉靖最终将其父兴献王追尊为＂睿宗＂，并将其牌位正式入驻太庙，而朱高炽的牌位则被祧出太庙正殿，安置在配殿中继续接受祭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