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群死后没多久，他的妻子叶吉卿就传出一则丑闻，叶是又羞又怒，但更让她无奈的是，最后她还不得不接受，你说气人不？ 1943年9月11日，大汉奸李士群在上海一家医院内痛苦地哀嚎，浑身抽搐，祈求医生救命：“我有的是钱，救救我！”医生们面对他的惨状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蜷缩成一团，最终像一只猴子般死去。李士群的死因长时间被日本方面遮掩，直到抗战胜利后，戴笠才揭示了真相。 追溯到1923年，李士群的早年经历充满了艰辛。由于父亲早逝，家庭的重担全由母亲承担。尽管如此，李士群天赋出众，少年时便独自来到上海打拼，并顺利考入上海大学——在当时的中国，能够读到大学已经是难能可贵的成就，因此李士群在当时被视为少数的精英之一。 上海大学在这一年由莫斯科国际联络局资助，于右任和邓中夏共同创办。这所大学因发起五卅运动而闻名。尽管该校师生中未能涌现出科学或文学领域的巨擘，但却培养出了许多社会活动家、政治人物和革命者。知名的瞿秋白曾在此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 1926年春，21岁的李士群从浙江遂昌县的贫困家庭出发，进入上海大学求学。家庭贫寒的李士群虽然出身卑微，但聪明才智使他在短短几节课后便深受瞿秋白的影响，最终在同学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与同学们的交流中，李士群对革命理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迅速投入到党的工作中。 在李士群入党不久，正值苏俄与国内政府之间的关系紧张，李士群接受党组织的委派，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军事训练。不同于陈赓、左权等人前往苏联接受军事训练，李士群被单独送往苏俄的特种警察学校进行培训，这标志着他在国内组织的监管之外，开始接受更加密集的特务训练。 1943年的那个秋天，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在上海滩传开：汪伪76号特务机关的创始人李士群死于中毒，而背后的真相竟然是其妻子叶吉卿与人通奸，担心事情败露而下毒谋害亲夫。这个由日本宪兵队调查得出的结论，让叶吉卿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事情要从三天前说起。1943年9月6日，日本特高课官员冈村少佐在自己家中设宴，邀请李士群以及汪伪政府的两位官员熊剑东、夏仲明作陪。这场看似普通的晚宴，实则暗藏杀机。当时的李士群已经让日本军方极为不满，而这场鸿门宴，就是日军布下的致命陷阱。 席间，冈村少佐的夫人准备了丰盛的日式料理。作为老江湖的李士群，显然对这顿饭局抱有戒心。他夹菜时总是小心翼翼，只吃别人已经尝过的菜品。然而，就在晚宴即将结束时，一道看似普通的牛肉饼，打破了李士群的所有防备。 两天后，李士群突然出现剧烈的腹痛症状，并伴随着严重的呕吐和腹泻。送医后被诊断出感染了一种名为阿米巴菌的病毒。这种病毒会在人体内快速繁殖，通过剧烈的呕吐和腹泻耗尽人体水分，最终导致死亡。更为关键的是，这种病毒是日本军方特制的生化武器，普通医院根本无法救治。 9月9日，李士群在痛苦中死去。他的死讯很快传遍上海滩，而日本宪兵队随后展开的所谓调查，则给这个案件添加了更多戏剧性的色彩。他们宣称李士群之死另有隐情，是其妻子叶吉卿与人有染，为掩盖奸情而下毒杀夫。 1932年，李士群被中统特务逮捕，在面对眼前的老虎凳和蘸水鞭时，李士群惊恐万分，迅速向国民党反动派投降。作为地下党的一名记者，他原本在国民党方面被安插为情报员，和早已叛变的叛徒丁默邨、唐惠民一起，在《社会新闻》等刊物上散布诋毁共产党的言论。丁默邨选择了彻底背叛，不仅公开宣布投敌，还将自己曾与之并肩作战的战友名单交给了中统。 而李士群则在叛变的问题上摇摆不定，既没有供出自己的叛变行为，也未出卖与自己联络的地下党员。地下党为了考验他，提出了一个检验他忠诚度的方法，那就是让他带着丁默邨的人头来见。但是，尽管李士群心生恐惧，他却没有勇气对丁默邨动手，反而前去与丁默邨商讨对策。丁默邨意识到地下党的追杀极其精准，自己也不能轻易交出人头，因此两人都十分焦虑。 1938年，上海沦陷后，李士群奉命潜伏在敌后，期间他与日本间谍川岛芳子勾结，并成功说服上司丁默邨一起投靠汪伪政府。李士群凭借与日本人的合作，迅速获得了日本方面的赏识，晋升为特务委员会的二把手，迅速掌控了上海的军统和中统组织。李士群的“才干”让日本特务机关对他格外青睐，因此给予了充足的资金和武器支持。李士群自豪地表示：“说我汉奸也好，流氓也罢，反正我有钱有权，在别人眼中我是了不起的大人物！” 虽然表面上是因为李士群脚踩三只船，既与日本人合作，又与军统和中共保持联系，但这只是表面原因。实际上，李士群的背叛行为让日本方面产生了强烈的不安，认为他可能会转向重庆国民政府或共产党。陈恭澍回忆说：“日本军部情报课获得情报，认为李士群立场不稳，如果不是投靠重庆国民政府，就是与共产党有联系。”果然，李士群不仅与军统有私下接触，还与共产党保持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