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将新疆收复后，回宫途中遭遇了崇文门太监的拦阻。这位太监自以为高高在上，让左宗棠交四万两白银才能进入崇文门。 左宗棠的墓位于长沙市跳马镇白竹村的伏龙山。山脚下住着一户姓黄的家庭，这个家庭世代守护着左宗棠的墓地，至今已有百余年。传说，左宗棠曾经经过这片土地，见到这里三面环山，前方又有水源，便随口说道，这地方风水好，若百年后能葬在这里，必定安稳。左宗棠去世后，一户姓黄的农民因其诚实守信被左家选中，担任了守墓的责任。从此，黄家人世代为左宗棠守墓，已经延续了超过一个世纪。 墓前有一对石柱，刻着一副对联：“汉业唐规西陲永固，秦川陇道塞柳长青。”如今，若有人问黄家为何愿意世代守墓，年事已高的守墓人黄志清总会郑重其事地回答：“左大人是阻止俄英侵略，收复新疆的英雄，守护他是家族的责任。” 贺长龄，曾为嘉庆、道光两朝的大臣，主张经世实学，并主编了《皇朝经世文编》。道光十年，左宗棠在长沙城南书院求学时，恰逢贺长龄在长沙守制。左宗棠前去拜访贺长龄，深得其欣赏，贺长龄称他为“国士”，并收他为徒，从此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贺长龄不仅传授了左宗棠关于政治与学术的见解，还将自己的官私图史等重要书籍借给左宗棠阅读。在归书时，贺长龄还与他深入讨论，并鼓励他要保持志向，不被“小节所限”，这让左宗棠铭记在心，始终不敢忘记对国家的责任。 第二年，贺长龄离开长沙，便将左宗棠推荐给了其弟贺熙龄。贺熙龄同样是经世派的学者，他主张通过实用的学问服务社会。此时的左宗棠已经有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和学术基础，得到了贺熙龄的重视，成为其门下得意弟子。 1879年，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结束了长达三年的艰苦战事。从前线凯旋而归的左宗棠，满心欢喜准备进京面圣，向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复命，禀告新疆战事的胜利。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在京城的崇文门外，居然被一个小小的太监拦住去路。 那太监傲慢地说道，左宗棠若想进宫面圣，必须先交四万两白银的＂入门费＂。左宗棠一听这话顿时怒不可遏，堂堂一个平定新疆的大功臣，竟被一个宫里的奴才如此折辱，他真恨不得一拳将那太监打翻在地。幸好随行的副将刘锦棠反应迅速，一把拉住暴怒的左宗棠，才避免了殴打太监的惨剧发生。 刘锦棠深知，朝中不乏左宗棠的政敌，正等着抓他的把柄。若是在宫门前斗殴致人伤亡，定会被奸臣们大做文章，给左宗棠扣上＂恃功骄横、目无宫纪＂的大帽子。到那时，左宗棠的一世英名怕是都要毁于一旦了。无奈之下，左宗棠只得悻悻而归，一路上连连感叹:＂好不容易打了胜仗，回京复命却处处受嫉，看来以后大事难为啊！＂ 左宗棠郁郁寡欢，眼看就要与皇上的褒奖和封赏擦肩而过。关键时刻，恭亲王奕听闻此事，当即拿出四万两白银替左宗棠交了＂入门费＂，这才让这位大功臣有了进宫面圣的＂通行证＂。虽然付出了代价，但左宗棠总算如愿见到了慈安太后。慈安太后十分欣慰，面授左宗棠二品顶戴，并赐匾＂经略中外＂，以彰其镇压新疆回部叛乱，收复新疆的卓越功勋。 西北形势愈加严峻时，左宗棠已经步入晚年，但他依然挺身而出。那时，国家财政空虚，粮饷严重短缺，精锐部队稀缺，武器装备落后，局势危急。左宗棠在家书中写道：“西事无可恃之人，我断无推御之理，不得不一力承当。”为了收回失地伊犁，他冒着盛夏酷热，带着棺材跨入西北，决心与沙俄一决雌雄。 在长达14年的西北征战中，艰难的环境和苛刻的生活条件使他多次染病，尽管如此，他从未因健康问题请假。甚至在家人接连去世时，包括他的夫人、长子、长媳、两个女儿、二哥和侄子，左宗棠始终没有回家。写给友人的信中，左宗棠解释不回家的原因是“恐误国事”。 左宗棠一生与家人聚少离多，但在家风传承与子女教育上，他始终不曾懈怠。勤俭节约、乐善好施是左家代代相传的家规。在任陕甘总督时，左宗棠的年薪超过两万两，但尽管收入颇丰，他与家人依然过着朴素的生活。家中十几口人的日常开销需要照料，而他每年仅能寄回二三百两银子，甚至在妻子周诒端生病时，也常常无法拿出足够的医药费。 同治六年，正值左宗棠六十大寿时，他的子女想要为他在柳庄举办盛大的寿宴。然而，左宗棠得知此事后，立即命令取消，并责备孩子们忘记了家族的传统，浪费金钱。他在家书中写道：“养口体不如养心志，况数千里外张筵受祝，亦忆及黄沙远塞、长征未归之苦况否？贫寒家儿忽染脑满肥肠习气，令人笑骂，惹我恼恨。” 作为晚清四大名臣之一，左宗棠的为人和处事方式与其他三位显赫人物迥然不同。他不屑于内斗与自我表现，面对外敌时毫不畏惧，勇敢硬刚，被誉为“晚清最后一块硬骨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