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张大千毅然决然南渡，面对众人的劝阻毫不退缩，然而离开成都的航班仅剩最后一架，因座位有限，他只能携四姨太徐雯波与三岁幼女同行，又因飞机超载被迫舍弃大量黄金，晚年的他可谓历经坎坷，漂泊不定…… 【消息源自：许庆龙、劳斌主编，《张大千》，1996年；相关历史文献和人物回忆录，如谢稚柳的回忆和陈毅、周恩来的相关记录；张大千的传记和艺术研究资料，特别是关于他1949年南渡和海外生活的详细记载。】 1949年的中国，空气中弥漫着不安的气息。国共内战的硝烟尚未散尽，新中国的成立已近在眼前。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刻：留下，还是离开？张大千，这位享誉中国的国画大师，正站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上。 张大千的成都画室里，墙上挂满了他的得意之作。他坐在案前，手中握着一支毛笔，却迟迟没有落笔。徐雯波，他的四姨太，轻轻走到他身边，低声问道：“大千，你真的决定了吗？”张大千抬起头，眼神中闪过一丝犹豫，但很快又坚定下来：“雯波，我们走吧。这里，已经不适合我们了。” 他的决定并非一时冲动。张大千虽然不参与政治，但他对新政府的政策心存疑虑。供给制政策带来的经济不稳定让他感到不安，而即将到来的社会变革更是让他觉得难以适应。他担心，在新的社会环境下，自己可能会被视为不合时宜的存在。 1949年12月，成都解放前夕，张大千带着徐雯波和幼女登上了最后一架飞往台湾的飞机。飞机起飞前，张大千不得不丢弃大量黄金，因为飞机已经超重。他站在机舱门口，看着那些被丢弃的黄金，心中五味杂陈。“这些黄金，或许能让我们在台湾过上好日子，”他喃喃自语，“但未来，谁又能说得准呢？” 到了台湾，张大千的生活并不轻松。虽然远离了大陆的政治动荡，但他始终无法完全融入台湾的社会环境。他的画作依然受到追捧，但他的心中始终有一丝不安。1956年，张大千在巴黎举办画展，中国文化代表团借此机会与他会谈，试图劝他回国。代表团成员热情洋溢地说：“张大千先生，祖国需要您这样的艺术家，回来吧，我们为您提供最好的条件。”张大千微微一笑，摇了摇头：“谢谢你们的好意，但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他的好友谢稚柳也曾多次劝他回国。一次，谢稚柳在信中写道：“大千，国内的环境已经改善了许多，你的艺术在这里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张大千回信说：“稚柳，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我的性格和生活方式，恐怕已经不适合国内的环境了。” 张大千在海外的生活虽然颠沛流离，但他始终保持着中国国籍，并尽力照顾国内亲人。他坚持不回国，不仅因为对国内艺术市场的担忧，更因为他对自由的追求和对生活方式的坚持。他的画作依然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但他的生活却远离了故土。 1983年，张大千在台湾去世，享年84岁。他的葬礼上，许多人都为他送行，但他的心中，或许始终有一个未解的心结。他的画作被后人传颂，但他的选择，却成为了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缩影。 张大千的故事，不仅是一个艺术家的个人命运，更是那个时代许多人在政治动荡中做出选择的缩影。他的决定，或许无法用简单的对错来衡量，但它却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