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腐败已渗透到朝廷的每一个角落，无论是官员任免、科举考试，还是修建工程、军费开支，几乎无处不在的贪墨让这个王朝失去了生机。

身处这片泥淖之中的官员，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

曾国藩，这位晚清名臣、后来身居高位的两江总督，或许可以提供一个鲜活的例子。

道光十八年（1838年），在热闹非凡的会试现场，曾国藩凭借过硬的学术功底和深厚的文学素养，在数千名士子中脱颖而出，终于捧回令人瞩目的三甲第四十二名。

赐同进士出身后，曾国藩的身份和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

进士出身是清朝极为重要的学术和政治荣誉，象征着他已经正式进入了国家的官僚体系，成为了朝廷中的一员。

正是在这个时期，曾国藩受到了军机大臣穆彰阿的特别青睐。

穆彰阿，作为当时朝中极具影响力的官员，他的眼光和见识都被视为非凡。

曾国藩的学识和才能让他很快就成为了穆彰阿的得意门生。

通过刻苦钻研与严格的考试竞争，曾国藩在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散馆考试中取得了二等十九名的成绩。

这一排名虽然并不十分靠前，却足以让他获得朝廷的赏识，被授予翰林院检讨一职。

翰林院检讨是一个负责校订史书、参与文书工作的职位。

在翰林院任职期间，曾国藩严格遵守各项规矩，勤勉完成自己的职责。

他需要审阅大量的文书和奏章，校勘朝廷的档案与文献，这些琐碎的工作虽然不起眼，却是熟悉国家运作机制的关键环节。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曾国藩的才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现，朝廷将他钦命为四川乡试的正考官。

四川地处西南，士子数量众多，竞争异常激烈，曾国藩的责任极为重大。

在整个考试过程中，从试题的拟定到考卷的批阅他一丝不苟。

完成四川乡试的任务后不久，曾国藩被补授翰林院侍讲。

翰林院侍讲的主要职责是为皇帝讲解经典和历史，侍从讲读。

在这个职位上，他接触到了更高层级的政治与学术活动，与朝廷核心的距离更进一步。

同年十二月，曾国藩再次获得升迁，出任文渊阁校理。文渊阁作为清代重要的藏书机构，其校理一职主要负责整理和校勘皇家的典籍和档案，任务依然是繁琐且责任重大。

曾国藩在翰林院任职期间，官职虽然逐步上升，但由于当时京官的俸禄普遍不高，他的经济状况始终没有得到太大改善。

他每年的收入由年俸与禄米组成，其中年俸仅有45两白银，禄米也不过45斛，加起来折算成银两，也仅有百余两。

这点收入在物价高昂的京城里，远远不足以维持一家的日常开销。

他不得不以极为节俭的方式生活，但即便如此，仍然时常捉襟见肘。

在日常生活中，他的支出几乎完全围绕基本的衣食住行展开，毫无多余。

他所租住的住所简陋，饮食简单，多以粗茶淡饭为主，很少有机会享用精致的菜肴或珍贵的食材。

为了节省开支，他甚至减少了取暖的费用，寒冬腊月也常常依靠添衣御寒。

有一年冬天，由于例行发放的炭敬迟迟未能到手，取暖用的炭已经告罄，他实在难以支撑，只得向亲友借款50两银子以度过年关。

这笔钱虽不多，却对他而言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借款之后，他更加省吃俭用，用以偿还债务。

作为家中长子，他肩负着照顾家乡亲人的责任，时常需要寄回银两以帮助父母和兄弟。

他的收入本就入不敷出，加上这些额外的支出，日子更是雪上加霜。

有时为了维持体面，他不得不暂时拖延一些家庭的开销，但这种压力始终萦绕在他的生活中，成为他工作之外的隐忧。

在晚清时期，官场贪腐已经渗透到了行政的方方面面。

从地方官员到朝廷重臣，多数人将贪墨视为理所当然，无论是例行的“孝敬”，还是逢年过节的“冰敬”“炭敬”，各种名目的贿赂成为了官场的潜规则。

尤其是手握实权的地方官员，每年从辖区内搜刮的“礼金”数以万计，有的甚至以收受地方财物为官场炫耀的资本。

然而，曾国藩在出任两江总督期间，却始终保持着与众不同的清廉本色，面对这些“惯例”，他展现出了罕见的自制与刚正。

两江总督是晚清时期的重臣职位之一，辖区包括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土地肥沃，财力雄厚，地方税收充足，是整个清朝最富庶的地区之一。

因此，这个位置自然成为了许多官员趋之若鹜的目标。

而历任两江总督几乎都默许辖区内的“贡品”常态化，地方官员为了巴结总督，往往定期送上大额银两或地方特产，以博取总督的欢心和保护伞。

曾国藩接任两江总督后，他的俸禄收入相较于之前任职翰林院时有了极大的提升，年俸180两，还另有地方养廉银16000两。

这笔收入本已是清廷高官中不菲的数目，但按惯例，他还应接受地方官员主动送上的各类“孝敬”，从几万两到十几万两不等。

然而，曾国藩面对这些金银财物时却表现出了异常的冷淡。

他明确表示拒绝收取任何地方官员的礼金，这一举动让下属官员大感意外。

地方官员起初并不相信，认为这不过是曾国藩刚上任时的“姿态”，等到他熟悉地方事务之后，自然会“心领神会”。

于是，官员们仍然按惯例准备了各种礼物送往总督府，有的甚至是以集体名义呈上。

但曾国藩却一律拒绝，无论银两还是珍贵物品，他都不动分毫。

有些下属试图绕过他，直接将银两送到他的家人手中，却被他发现后下令立即退回。

面对这些无休止的“示好”，不少人劝曾国藩稍作变通。

他们以“历来规矩”为由，试图说服他接受这些财物，甚至直言拒绝收礼反而会让人难堪。

他以极其严厉的态度表明自己的立场，甚至不惜得罪一些地方豪绅和势力。

他的清廉态度在整个晚清官场堪称异类，与那些沉迷奢靡生活的高官形成了鲜明对比。

晚清时期，官场腐败已成顽疾，渗透到朝廷和地方行政的每个角落，从上层贵族到基层官员，几乎无人幸免。

捐官卖官的现象尤为严重，清朝中后期，捐官制度本是为解决财政问题设立的，但却被权贵利用成为牟取私利的工具。

许多人为了获得官职，不惜倾尽家财行贿，而那些买官者一旦上任，往往迫不及待地通过各种手段敛财，以弥补之前的花费。

在科举制度中，腐败更是司空见惯。原本被视为“天下公器”的科举考试，在晚清却变得污秽不堪。

考官受贿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无论是乡试还是会试，许多士子为了能够顺利登第，不得不向考官赠送重礼。

一些考场甚至直接按照“价码”决定成绩，考官与士子之间形成了一种变相的交易关系。

工程贪污也是当时贪腐的重灾区。晚清时期，许多地方官员负责修建城池、水利、桥梁等公共工程时，大肆侵吞工程款。

他们通过虚报开支、偷工减料等手段，将本该用于工程的银两据为己有，导致修建出来的设施质量低劣。

特别是在水利工程方面，这种腐败后果尤为严重。许多河堤、闸坝因为偷工减料，经常在洪水来临时崩塌，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而地方官员却能凭借贿赂逃脱责任，继续在官场安然无恙。

军队内部的贪腐情况同样触目惊心。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核心力量，清军的军饷和粮草却成了贪腐的主要对象。

负责发放军饷的官员往往层层截留，士兵实际拿到的银两寥寥无几，甚至被拖欠数月或数年。

军粮也存在严重的偷工减料问题，经常以次充好，士兵不得不忍受劣质的粮食充饥。

在与外国列强的多次战争中，清军因为装备简陋、后勤不足而屡战屡败，军饷问题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

慈禧太后的奢侈消费成为晚清财政恶化的缩影。

每日供奉她的餐食多达百种，极尽奢华，而这些菜品大多吃不完便被丢弃。

她在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同样铺张浪费，所用的织物、装饰和化妆品都是耗费巨资精心挑选的。

甚至连御用的胭脂也需要用上百斤玫瑰花瓣制作，仅供其个人使用。

更为严重的是，慈禧将国家本应用于军事和发展的银两挪作私用。

她为庆祝自己的六十大寿，竟动用海军军费两千万两白银，用于修建奢华的颐和园和举办寿宴，导致北洋海军资金短缺，直接影响了甲午战争的战备水平。

这类高层的挥霍无度使本就脆弱的国家财政更加不堪重负，而普通百姓却不得不承受更重的赋税和苦难。

地主和商人趁机勾结官府，通过种种名目对普通农民进行敲诈勒索，农民生活更加困苦。

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因此不断激化，民间的不满情绪如火山般随时可能爆发。

贪腐横行与奢靡消费交织在一起，加速了晚清政权的衰败与最终覆灭。

参考资料：[1]潘岳风.论曾国藩的清正治家之道[J].西部学刊,2024(1):112-116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