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22日，由杨勇将军率领的十六军、十七军和十八军在湖南邵阳秘密集结，直奔贵阳而去。

11月，解放贵州的战役正式打响。当时，留在贵州的敌军都是一群散兵游勇，一个能打的都没有。短短一个月，解放军就以摧枯拉朽之势，一口气解放了贵州的大部分城市，刀尖直指黔西南地区。

黔西南的国民党第十九兵团司令员何绍周觉得自己脑袋不保，连忙收拾东西跑路，把烂摊子丢给了副司令王伯勋。

王伯勋怀里被丢了个烫手山芋，丢也不是，不丢也不是。

最后，他心一横，带着两万人起义了。好好好，你让我收拾烂摊子是吧，我直接就把摊子给掀了，这炮灰谁爱当谁当。

这就是著名的贵州起义。那么，这场起义是怎么发生的呢？

十九兵团的困境

作为“49年入国军”的典型，十九兵团就是个临时搭起来的草台班子。

当时，国民党一路溃败，蒋介石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位于西南地区的四川、西康、云南、贵州，成为了国民党绝地翻盘的最后筹码。

可惜，因这些地区的地方武装势力太多太杂，蒋介石经营了十几年，都未能全部控制它们。如今，他拧着眉头挑来挑去，选了个最好下手的地方——贵州。

早在1935年，红军离开贵州后，蒋介石就开始实施对贵州的控制，统治贵州的王家烈势力就被他收入麾下。至于其他的国民党军队，都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去沦陷区搞接收工作了，留在贵州的只有几个团的地方保安部队。

虽然都是些小卡拉米，但聊胜于无。于是，蒋介石就把贵州当作他的反共大本营，一边从自己的黄埔嫡系中挑选贵州籍军官，一边在贵州招兵买马，扩充部队，同时不遗余力地抹黑共产党。

一顿操作猛如虎。在蒋介石的运作下，原贵州省主席杨森被调到了重庆，贵州籍的中央粮食部长古正伦上位，接替主席职位。在云南当警备司令的何绍周被一纸调令叫到了贵州，任第六编练司令员兼四十九军军长。

何绍周是何应钦二哥的儿子，黄埔一期生，蒋介石用起他来很放心。

一到贵州，何绍周就和副总司令陈铁在全省范围内招兵。

由于兵源枯竭，他们不得不推出奖励政策，即招到一排人的当排长，招到一连人的当连长，招到一营人的当营长，以此类推。

这种政策还是蛮有效的，也招了五千多人，但都没有武器装备。而且，何绍周招的兵素质都不怎么高，毕竟他也没得挑了。

1949年4月，何绍周的第六编练被改为第十九兵团，下辖两支部队：第四十九军和第八十九军。

其中，第四十九军军长为何绍周，副军长是王景渊。第八十九军军长由刘伯龙担任，梁筱斋为兵团司令部副参谋长。

整个十九兵团，何绍周是老大，担任司令员。居他之下的是副司令员——王伯勋。

按照蒋介石大批起用贵州人的原则，王伯勋不出意外，也是土生土长的贵州人。他曾打过淮海战役，带着部队从解放军的包围圈里逃出生天，没像其他部队那样，被打得鼻青脸肿，半身不遂。

因为这，蒋介石对王伯勋青睐有加，曾亲自为他颁发勋章。这次，蒋介石特意把王伯勋从南京叫到贵州，也是让他“再显神威”，把从湖南方向过来的解放军拦住。

不得不说，蒋介石想得还挺美，王伯勋自己都不知道他能有这本事。

总之呢，在蒋介石的硬凑下，第十九兵团这个草台班子也算是搭起来了。虽然大家都是贵州人，且同样为蒋介石效力，但到底是不是一条心，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1949年10月，解放大军挺进湘西，黔东的局势突然剑拔弩张起来。

担心被解放军抄了老家，何绍周急急忙忙地开始部署。

他抽调四十九军主力，将其分散在黔阳、波州、玉屏、三穗、施秉等地，一

边扼险据守，一边在施秉的鹅翅膀疯狂构筑工事，企图打造一个坚不可摧的黔东防线。

期间，何绍周怕自己兵力不够，还把第三十九军的辎重兵团带到了贵州。这下子，何绍周总算安心了些许。

11月1日，掰手腕的时刻来临了。解放大军沿着湘黔公路，有条不紊地朝着贵州推进。黔东防线的第一道防线，也就是驻扎在晃县和天柱的327师，率先和解放军交火。

草台班子的特性在这时候就体现出来了。十九兵团的兵都是新兵，很多都是凑人头的，枪都没摸过几回，作战能力几乎没有。这样一群业余小兵和解放军对上，无异于废铁和王者的对决。

不出所料，327师一触即溃，解放军还没使出全力，它就已经屁滚尿流地跑远了。黔东第一道防线，卒。

听闻晃县防线崩溃，古正伦马上拍电报，命令何绍周必须守住镇远、施秉地区。实在守不住也不要紧，拖个五天也行，方便以古正伦为首的贵阳机关跑路。

好家伙，这才刚开始打呢就想着逃跑了？

即便何绍周也是贪生怕死之辈，但并不妨碍他鄙视古正伦。当古正伦提出，让他的四十九军再顶五天时，何绍周冷笑一声：“一个跳蚤顶不了一床铺盖，共军来势很猛，能争取三天就不错了。”

古正伦表示，他不关心过程，只要结果。五天，没得商量。

这下子，压力给到了副军长王景渊。他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后，愁成了一只小苦瓜。

此时，黔东防线已经崩了一大半，从前线退下来的部队即将退到镇远，而镇远根本无险可守。

所以，王景渊认为，何绍周和古正伦还是太过乐观了。按照解放军的推进速度和战斗力，别说顶五天了，顶三天都成问题。这三天时间，还是基于249师在鹅翅膀表现亮眼的情况下才会有。如果249师失利，那就全部完蛋。

“我看一两天可能争取得到，三天无把握，五天办不到。”

这天晚上，王景渊给梁筱斋打电话，说了前线的情况。而就在他挂断电话之后，前线溃退的部队已经退到了镇远，解放军一路追击，追到了镇远河对岸。

越过这条河，被打得只剩一个空壳的四十九军就要覆灭了。

幸好，前线部队在撤退时炸毁了镇远河公路桥，解放军暂时还过不来。趁这个时间，古正伦和何绍周做出决定，命前线各部队沿公路逐次抵抗，经贵阳向黔西撤退。

除此之外，贵阳的省政府机关和绥靖公署的人员朝晴隆、盘县撤退。何绍周、王伯勋则率领十九兵团司令部，撤到毕节。

王景渊决定遵从命令。不过，他不是沿着公路撤退，而是抄了小道，于11月20日左右到达黔西。

一到黔西，王景渊就听到了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被古正伦枪毙的消息，这让他心有戚戚。

当天晚上，王景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心烦意乱之下，他拨通了十九兵团团部电话，想问问何司令下一步该怎么做，往哪里退。

出乎意料的是，接电话的人并不是何绍周，而是副司令王伯勋。

王伯勋心情很不错的样子，用笑着的语气和王景渊说：“请你明天来毕节，有要事相商。”

王景渊忍住好奇挂了电话，第二天一早就赶到了毕节。

其实，结合当前形势，王景渊猜到了这件事会很重要。但他没猜到，当十九兵团的残兵败将一退再退，连下一步都不知道往哪儿走的时候，他们的司令员，居然撂挑子了……

何绍周出逃，王伯勋起义

1949年11月的一天，心情复杂的王景渊在毕节见到了王伯勋和梁筱斋。他环视一圈，没有见到何绍周。

大概是看出了王景渊的疑惑，王伯勋解释道：“绍公等不及和你见面，前两天已乘车去重庆，看样子是不会回来了。”

王景渊傻眼了。什么叫不会回来了？何绍周可是十九兵团的司令员，他跑了，十九兵团怎么办？

王伯勋看着王景渊的反应，轻叹一口气：“他临走时要我告诉你两件事，一是如情况许可，请你和他通一次电话，他住在四十九军重庆办事处处长曹碧渭处；二是他在贵阳代领四十九军经费黄金三百两，要你在兵团部总务处去取。”

王景渊更傻了。半晌，他才问王伯勋：“何司令走的时候，还和你们说了什么？”

王伯勋和梁筱斋不约而同地摇头。王伯勋说：“他是临时说起走的，没有说些什么。”

这倒是实话。

据何绍周身边的机要人员卢锡林回忆，从接到蒋介石要何绍周堵截解放军命令的那一天起，何绍周就想跑路了。到了毕节之后，他每次接到蒋介石的电报都会发火。

部队撤到毕节后，蒋介石命令他再去组织部队拦截解放军时，何绍周看上去快疯了：“我还有什么部队，防守！防守！我只有两只手！”

王伯勋则轻声说了一句：“可能要打游击了。”

万万没想到哇，十九兵团连游击都没得打。何绍周见大势已去，连忙和古正伦分了财物，坐车离开了贵州。离开之前，他只对王伯勋匆匆交代了一番，说他去重庆有要紧事，十九兵团由王伯勋负责。

王伯勋也不是个傻子，几乎立刻就明白了，何绍周要跑路。所以他也没有细问，就放何绍周走了。

听完何绍周出走始末，王景渊立即拨通了重庆方面的电话。半个小时后，电话接通了，何绍周还没等王景渊说话，就说了一句：“你辛苦了。”

王景渊并不接话茬，只是问何绍周什么时候回来。

何绍周沉默一瞬，回答：“这很难说。”潜台词就是，我不想回来了。

王景渊心里发苦，也不愿意自取其辱了，直接问部队下一步该怎么办。

何绍周把问题又抛给王景渊：“你有什么意见？”

王景渊回：“向北”。也就是撤到重庆。

、

何绍周不同意，让他撤到盘县，去投奔古正伦。或者往西退，撤到昆明。

这两个选项看似可行，实际上一个能选的都没有。

王景渊今天才知道古正伦杀了刘伯龙的事儿，他去找古正伦，万一步刘伯龙的后尘怎么办？王景渊不想赌。

去昆明倒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驻扎在昆明的李弥和十九兵团有旧怨。

几个月前，李弥率领第十三编练司令部和第八军残部开赴昆明。因需要借道贵州，李弥派人联系贵州绥署，商议从贵州过路的事情。

都是友军，过个路还要征得同意，也是无语。更奇葩的是，古正伦和何绍周拒绝了。他们怕李弥赖在贵州不走，给他们增加麻烦，就以贵州补给有困难为借口，坚决不让李弥通过贵州。

何绍周甚至对王景渊说：“如果李弥要强行通过，就打。”

无奈，李弥只好率部改道，从川湘公路走，经酉、秀、黔、彭到川南泸州，绕了一大圈。

在这种情况下，李弥能容下十九兵团那才有鬼了。所以，王景渊自己都不确定能不能往西。他小心翼翼地问：“向西行吗？”

何绍周显然也想起了为难李弥的那档子事儿。他沉默良久，才说：“我走了，你们一切都好办。”

怎么办，办什么，何绍周没有细说，王景渊也没来得及问，电话就挂断了。

接下来，四十九军一路溃退，有生力量越来越少。有的被解放军消灭了，有的脱离了四十九军，率部起义。

看着自己的势力不断被剪除，王景渊又迷茫又恐惧。王伯勋也和他一样，两人每天都愁眉苦脸，左思右想，也想不出一个万全之策来。

某天夜里，迷茫的两个人凑到一起，商量了半天。最后，他们排除所有不利选项，留下了两条路：第一，和解放军打游击。第二，走和平解放道路。

打游击，他们没这个条件，几个残兵败将，去哪儿“游”呢？怕不是送菜吧？所以，选项只剩下了一个。

王景渊和王伯勋对视一眼，露出了心照不宣的笑容。何绍周都跑路了，他们也没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吧？何绍周说的“一切都好办”，恐怕也有这个意思。

于是，王景渊和王伯勋兵分两路。王伯勋秘密监视古正伦的动向，同时联系八十九军军长张涛，准备带着兄弟部队一起，奔向康庄大道。

王景渊则联系了驻扎在水城的其他兄弟部队，和他们的领导说了自己的打算。这些部队无一例外，都表示拥护王副司令的决定。

11月27日，王景渊收到王伯勋的电报。电报称，古正伦已经逃到昆明去了，请王景渊速来普安，和张涛见面。

意思就是，山大王走了，我们可以尽情搞事情了。

到了普安，王景渊才知道，张涛早就和解放军军管会搭上线了，八十九军全军都准备起义，投奔共产党。就连无线电的呼号波长都已经联系好了，可谓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现在，“东风”们总算到齐了，相继在起义通电稿上签字。

12月10日，王伯勋、王景渊、张涛、谭本良、刘鹤鸣等率部起义通电发表，黔西南地区和平解放。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候，何绍周已经离开了大陆，前往香港隐居。

他也算是个聪明人，不搞愚忠那一套，打不过就跑，还给了属下很高的自主性。害怕被蒋介石算账，他跑到香港，后来到美国定居，过得还不错。

无论是何绍周还是王景渊、王伯勋，都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可以想象，蒋介石要被气死了。

不过呢，这都是他应得的结局。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人总是趋利避害的。自己无能，就别怪手下的人倒戈了。

信息参考：

贵阳晚报-黔军记忆：解放贵州的前前后后

蔡惠霖，孙维吼-光荣的抉择 原国民党军起义将领回忆录

贵州政协报-漫话参加滇西抗战的“黔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