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长工病逝后，陈士榘惋惜：他34岁已是军团政委，建国后职务太低

1952年的一个午后，在北京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陈士榘上将正在翻阅一份关于何长工同志的档案材料。看着材料中记载的点点滴滴，陈士榘不禁陷入了沉思。

＂34岁就当上了军团政委啊...＂陈士榘轻声感叹道。在那个革命年代，何长工可以说是红军中最年轻的高级指挥员之一。他不仅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更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开创者之一。

然而，当陈士榘翻到何长工建国后的任职记录时，眉头却不由得皱了起来。作为一位战功赫赫的革命元勋，何长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职务似乎与他早年的贡献很不相称。这究竟是为什么？他在长征途中到底经历了什么？

一、革命初期：从法国归来的热血青年

1920年的春天，巴黎圣米歇尔大街上，一群中国留学生正热烈地讨论着国内的时局。其中一个身材瘦高的青年尤为引人注目，他就是何长工，当时还叫何坤。

在巴黎的街头，何长工经常与周恩来等留学生一起谈论革命理想。那时的法国正是马克思主义思潮盛行的时期，何长工和其他留学生们常常聚集在巴黎工人区的小咖啡馆里，一边喝着便宜的咖啡，一边研读《共产党宣言》。

1921年的一天，何长工收到了家乡来信。信中提到毛泽东正在湖南开展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这封信让何长工坐不住了，他开始频繁出入巴黎的工人集会，试图寻找答案：法国工人运动的经验能否用于中国？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工人生活，何长工放弃了舒适的留学生活，主动到雷诺汽车厂当工人。在那里，他不仅亲身体验了工人的辛酸，更结识了许多法国共产党员。这段经历让他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924年初，一个重要的决定改变了何长工的人生轨迹。当时在巴黎的周恩来告诉他，国内革命形势正在高涨，需要更多有经验的同志回国工作。何长工毫不犹豫地收拾行装，踏上了归国的轮船。

回国后，何长工先到上海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会面。维经斯基对这位在法国有丰富工人运动经验的同志十分重视，建议他立即前往湖南，协助毛泽东开展农民运动。

1924年深秋，何长工回到阔别多年的湖南。在长沙，他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让他意外的是，毛泽东对他在法国的经历很感兴趣，特别是关于法国农民合作社的运作方式。两人谈了整整一个下午，直到华灯初上。

在湖南期间，何长工和毛泽东走遍了湘江两岸的农村。他们深入农家，了解农民疾苦。有一次在湘潭，一个老农民拉着何长工的手说：＂后生，你们是真心帮我们的。＂这句话让他深受触动。

1925年春，何长工受党组织委派，到湘南各县开展农民运动。他改变了法国工人运动的做法，创造性地采用了＂夜学＂的形式。白天，农民们照常劳动；晚上，何长工就在油灯下教他们认字、讲革命道理。这种方式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到1926年底，何长工领导的湘南农民协会已发展到近十万会员。当地的一位乡绅曾感叹：＂一个留洋回来的，竟能让农民这样信服，真是了不起！＂

二、井冈山时期：寻找朱德部队的神秘使者

1927年深秋的一个清晨，井冈山上雾气弥漫。毛泽东召集了一个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只有几位核心干部。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派一位同志去寻找南昌起义后的朱德部队。

这个任务危险而又关键。当时国民党的＂清剿＂正如火如荼，每个关卡都有特务盘查，稍有不慎就会丧命。但这支部队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发展至关重要，必须要找到。

毛泽东最终选定了何长工担任这个特殊的使者。这个决定并非偶然。何长工不仅在法国生活多年，见多识广，更重要的是他有着非凡的应变能力。

为了完成任务，何长工精心设计了一个特殊的身份——国民党军队的逃兵。他特意穿上了一件破旧的军装，还在衣服上故意弄了几个补丁。甚至连说话的方式，也刻意模仿着普通士兵的腔调。

在前往广东的路上，何长工遇到了多次盘查。有一次在长沙车站，一个国民党军官盯着他的破军装看了很久，问他是哪个部队的。何长工立即装出一副害怕的样子，结结巴巴地说自己是某部队的逃兵，还装模作样地掏出几个铜板，说要孝敬长官。那军官见他这副怯懦样，反而不再怀疑。

经过多日周折，何长工终于到达了韶关。在一家小茶馆里，他无意中听到几个士兵谈论朱德部队的消息。这些士兵说，在犁铧头附近经常有＂共匪＂出没。何长工立即意识到，这可能就是朱德部队的踪迹。

在犁铧头，何长工意外遇到了老战友蔡协民。原来蔡协民正在这里为朱德部队联络地下党组织。通过蔡协民的引荐，何长工终于见到了朱德。

当何长工将毛泽东的计划告诉朱德时，朱德立即拍案叫好。他说：＂井冈山正是我们需要的根据地！＂就这样，朱德率领部队向井冈山进发。

为了配合朱德部队的行动，毛泽东派出两个团的部队接应。1928年4月，在井冈山的松树岭上，两支部队胜利会师。这次会师不仅极大地增强了井冈山的军事力量，更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个新的局面。

会师后的第二天，在井冈山茨坪的一间草房里，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会议决定将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何长工因功被任命为二十八团党代表。

这次成功的寻找与会师，不仅体现了何长工的机智与勇敢，更重要的是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注入了新的力量。从此，＂朱毛＂这个革命的代名词开始在中国革命史上闪耀光芒。

三、关键抉择：两次重要任务的考验

在成功完成寻找朱德部队的任务后，1928年的井冈山迎来了新的挑战。一天，毛泽东找到何长工，交给他一个新的任务：策反在井冈山周边活动的王佐部队。

王佐是当地颇有名气的绿林好汉，手下有数百人马。他的部队虽然打着＂劫富济贫＂的旗号，但对共产党却始终抱有戒心。如何说服这支部队加入革命队伍，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何长工采取了一个特别的方式接近王佐。他先派人打听到王佐最敬重的是一位在当地德高望重的老中医。于是，何长工便装扮成这位老中医的徒弟，带着几包药材来到王佐的驻地。

在王佐的营地里，何长工一边为士兵们看病，一边讲述革命道理。他还特意带去了几本图文并茂的小册子，向王佐介绍共产党的主张。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王佐终于被何长工的诚意打动，决定率领全部队伍加入红军。

1929年初，毛泽东又给了何长工一个重要职务：担任红军大学的校长。这所学校设在井冈山的一座破庙里，学员大多是些年轻的农民子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

何长工根据自己在法国求学的经验，创造性地设计了教学方案。上午学习军事，下午学文化，晚上讨论革命理论。他还特别重视实践教学，经常带领学员们下到农村，既宣传革命，又调查研究。

有一次，一位学员在课堂上问：＂为什么我们要打土豪？＂何长工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带着全班同学去了附近的一个村子。在那里，学员们亲眼看到农民们的苦难生活，这堂＂现场教学＂比课堂讲授更有说服力。

1934年10月，遵义会议后，何长工被任命为红九军团政委。这支部队担负着掩护主力红军转移的重任。在贵州的一次战斗中，红九军团面对敌人的重兵包围，何长工带领部队连续作战三天三夜，终于为主力部队打开了一条通道。

在这段时期，何长工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他创造性地运用了＂小分队游击战＂的战术，让部队化整为零，分散突围，大大降低了伤亡。这种战术后来被红军广泛采用。

1935年初，在四川的一次战斗中，何长工的部队遭遇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情况危急时，他命令通讯员打开电台，播放了一段预先录制的电报信号，让敌人误以为红军主力在这个方向，成功地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为其他部队赢得了宝贵的转移时间。

四、转折时刻：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

1935年秋天，在四川西部的大草原上，中国工农红军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抉择。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刚刚在懋功会师，两支部队的指挥官们正在紧急商讨下一步的行动方向。

就在这时，张国焘提出了一个新的主张：南下建立川康革命根据地。这个提议与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背道而驰。在这个关键时刻，每个高级干部的表态都显得格外重要。

10月初，在卓木碉举行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气氛异常紧张。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部队的行进方向。当时的红九军团政委何长工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一开始，一位来自红一方面军的高级干部就表达了对张国焘主张的支持。这个表态在会场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紧接着，何长工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的发言出乎许多人的意料。

电台台长宋侃夫后来在回忆录中记载：＂那天的会议持续了整整一天。何长工同志的发言让许多老同志都感到意外。他不仅支持了南下的主张，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战术建议。＂

会议结束后不久，张国焘正式宣布脱离中央，率领左路军南下。在这个分裂的时刻，何长工所在的红三十二军也跟随左路军行动。这个决定，成为了何长工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935年底，在四川南部的一次战斗中，红三十二军遭遇了严重的损失。部队被打散后，何长工带着仅存的几个战士，在山林中艰难跋涉。在这段时间里，他亲眼目睹了南下部队的困境。

经过一个多月的徒步跋涉，何长工终于带领残部重新找到了中央红军。在随后的组织生活会上，他作出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他说：＂当时的决定是错误的，这个教训必须永远记住。＂

这次事件之后，何长工被调离了军事指挥岗位。1936年初，他被安排到抗日军政大学工作，担任教育工作。这个工作岗位的变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组织对他的处理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组织并没有对何长工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相反，考虑到他在革命事业中的长期贡献，依然给予了他重要的工作岗位。在抗日军政大学期间，他继续发挥着自己的才能，为革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在此后的日子里，何长工经常向战友们提起这段往事。每当谈到这个话题，他总是说：＂一个革命者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关键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站稳正确的立场。＂

五、建国后岁月：甘当革命＂老黄牛＂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考虑到何长工在法国留学期间积累的工业知识，任命他为重工业部副部长。这个任命让许多人感到意外，因为何长工此前主要在军事和教育战线工作。

在重工业部的办公室里，何长工的桌子上总是堆满了各种技术资料。同事们经常看到他在深夜的灯光下研究苏联的工业发展经验。一次，一位年轻同志看到他桌上放着一本破旧的法语工程教材，那是他在法国求学时用过的笔记本。

1950年春，何长工接到一项紧急任务：筹建国家第一所航空工业学院。当时的条件异常艰苦，连基本的教学设备都很缺乏。何长工带着几位同志，开着一辆破旧的吉普车，跑遍了东北的各个工厂，搜集教学用的机械零件。

在学院建设过程中，有人建议给何长工安排一间独立办公室，但被他婉言谢绝。他就在教室旁边的一间小屋里办公，方便随时了解教学情况。一位老教授回忆说：＂何部长经常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和我们一起吃食堂，从来不搞特殊化。＂

1952年，国家成立地质部，何长工被调任副部长。上任伊始，他就带队深入到甘肃的戈壁滩，考察uranium矿产资源。当地条件艰苦，但他和地质队员同吃同住，经常徒步行走几十公里进行实地勘察。

在家庭生活中，何长工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他的家具都是些简单的木制品，衣柜里挂着几件洗得发白的衬衫。有一次，他的秘书看到他在修补一双破皮鞋，劝他换新的，他却说：＂只要还能穿，就不要浪费。＂

对子女的教育，何长工更是严格。他的大女儿想考清华大学，他却坚持让她先去工厂当工人。他说：＂何家的孩子，必须先懂得劳动人民的辛苦。＂他的小儿子在学校受了委屈，跑来找他评理，他却说：＂要学会独立解决问题，不能仗着父母的影响力。＂

1960年代初，一位外国记者来采访何长工，看到他住在一间普通的筒子楼里，屋里的陈设极其简单。记者惊讶地问：＂您是部级干部，为什么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何长工笑着回答：＂这里住着很多普通工人，我和他们住在一起，感到很安心。＂

1987年，何长工在北京去世。清点他的遗物时，人们发现他一生积蓄寥寥，但留下了大量的笔记本，记录着他对工业建设的思考。在他的床头，还放着一本破旧的法语笔记本，正是他在法国求学时使用的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