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的夏天，在大兴安岭深处的死谷里，女军医高桥加代走出缓缓流淌的小溪，她没有擦干身子，挂一身水珠，躺在了溪边的草地上。水珠在身上爬行，像一只只小虫，痒得很舒服。

过了一会儿，夏日的太阳把被溪水冰得发凉的身子烤热了，有些懒懒的困意。她躺着打个长长的哈欠，从草地上坐起来，准备穿衣服回去了。

这时，她听到身后一串很急促的脚步，高桥加代并不在意，因为女伴石谷川洋子经常搞些吓唬人的恶作剧，她做好了准备，等洋子到了身边猛然回头大叫一声，把最胆小的洋子吓一个跟头。

高桥加代屏住了呼吸。

脚步声已经来到了身后。

高桥加代企图把石谷川洋子吓个跟头的吼叫没及出口就被一只强有力的手捂住了。是个男人！眼花缭乱中她什么也没看清，但男人才有的力量是绝不会感觉错的。自从半年前处决了上等兵大野，死谷里就再也没有男人了。

女性受到性攻击时本能的恐惧攫住了加代，使她周身酥软无力，意识模糊。这其实是女性在此类攻击面前有效的自我保护，它大概源自极早的时代，单纯的性别原因使女性成为被动的攻击目标，消极的顺从就成为免遭更大的伤害的选择。

这是一种古老的遗传意识，来自于生物性别差异的遗传意识。人类进入历史社会以后，人类在动物上的性别法则又以社会法则的形式得以强化，女性完全被剥夺了独立生存的权力，这种从属性使女性在强暴面前唯有束手待毙。

奴隶社会的战争史就是这样一种场景。战争是男性的行为，而胜利的成果之一便是将战败方的女性据为己有；战败的士兵将被杀掉，他们的女人则无奈地活下来遭到欺凌。绝代佳人西施为国牺牲奉承吴王，妲己入宫倾倒成汤江山都是对这种情况的美化。

封建社会的和亲政策，实际上也是牺牲女性换取和平。这种情况在国外也是一样，著名的“海伦战争”是以海伦被掳走遭受10年污辱为基点。进入资本主义文明的人类在性别上仍无任何进步，金钱对于女性的诱惑仍然是社会的男性法则，漫长的历史造成的性别悲剧简直无从抗拒。

高桥加代是一个凶狠的日本女军医，但是她毕竟是一个女人，她在意识昏迷中由于女性的这种性别差异而趋于更为主动的顺从。她甚至劝慰自己是在经历一场梦。可是她毕竟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理性很快战胜了欲望，她猛然睁开了眼睛。

一个穿着中国服装的男人！

这个中国男人闯入了死谷！

这个地方距离她们住的山洞约一百五十米，但由于拐过一个小山脚，呼救的可能性极少。现在只能靠自己，但是挣出一个强有力的男人谈何容易。高桥加代的挣扎只换来疲惫，她似乎只剩下顺从的选择。

死谷是一个极密蔽的所在，周围数百里的无人区，一般人不可能来这里。特设警备队？高桥他们到死谷时也是中国服装！念头一出，抵抗立即取消，加代轻手托住男人的面孔：“是特设警备队？”男人听到她的话立刻变了脸，松开她弹退出几步：“日本人？”

加代没听懂这句中国话，但立即明白眼前的是个中国男人！肾上腺素的紧急分泌令她精力陡增，她跳起来，两步跨到衣服旁边，抓起手枪对准了中国男人：“你是什么人？”

“日本女人！可恶！”这个中国男人两眼喷火地盯着她，不要命地冲了上来。高桥的枪没有顶火，等她将子弹上膛，中国人已抱住她。这个中国汉子显然没受过军事训练，他将高桥加代摔到地上，强有力的双手充满仇恨地卡住了对方脆弱的脖子，却忽略了她握着枪的右手。

高桥加代的枪口侧对着中国男人，狠狠地扣动了扳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中国男人身子一震，被仇恨烧得血红的眼顿时失色，一声未出，向一旁侧下去，腿无力地弹动了几下，死了，失了神的眼望着午后的天空。这一枪恰好从侧面击中了心脏。

高桥加代霎时力尽，瘫坐在地上，她看着中国男人的尸体，好像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四个女伴听到枪声赶来，她仍然坐在地上发呆。女伴们看着地下躺倒的尸体，一个个都惊讶得说不上话来，她们四个女人来死谷看守基地已经半年没有见过男人了。

女医护兵太田美娟跨在尸体旁边，先合上了尸体不瞑目的双眼，手在其未寒透的尸体上轻轻抚摸，口中喃喃自语道：“强壮的男人！”高桥加代不再发呆，突然蹦起来大声喊道：“他是一头猪，他不是人！他根本就不是人！”

“他是一个男人！”太田美娟的声音不大，却让每个人都听得清晰。

“他是一头猪！他就不该是人！”高桥加代的神智错乱了，她是一个极为顽固的日本兵。

“男人！”太田美娟一边说着一边褪下了死者的裤子，暴露出了男性的特征。高桥加代愤怒地朝尸体开枪，打烂了尸体的下身，然后逼着她承认眼前的这个男人不能被当成人看待。

在下士官高桥加代的威逼之下，女医护兵太田美娟服从了命令，其余女伴也服从了命令。可是无论高桥加代有多顽固，她始终改变不了眼前的事实……

这是1945年夏天的一件小事，她记录在高桥加代的日记里，她记录了日本女兵在死谷空守半年后的寂寞，记录了绝地中的女性对异性的本能渴望，记录了日本女兵的顽固、残忍和凶狠。

这就是二战时期真实的日本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