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外出听课毫无必要

学校有很多外出听课的机会，要让老师们“走出去”，听听专家们的讲课，可以让老师们提高教育教学素质。可是，这样的听课基本上都在走形式，却没有任何必要。

讲课的都是专家学者，并不一定是奋战在教学第一线的教师。他们有高深的理论，知道前言研究成果，看似高大上，其实对真正的教育教学没有什么帮助。他们的理论过于理想化，甚至很多理论根本没有经过现实验证，就急忙拿了出来，怎么说都是一种哗众取宠的方式，并不可取。但专家、学者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产业链”，就是互相邀请讲课，一旦讲课就要挣不菲的讲课费。这种模式已经停不下来，早就形成了，也早就成为专家或学者“走穴”的常用模式。即便是一些地方教育局领导也要分一杯羹，要成为专家或学者。凭借他们手中的资源，他们完全可以成为专家学者，也完全可以到各地讲学，赚很多讲课费。学校都有办公费用，而这些费用究竟怎么花，就成了一个问题。很多校长或教育局领导要组织老师们外出听课，听课费用由学校或教育局负担，而这种模式一旦形成，就不能停止运作，几乎每个学期都会有大量老师外出培训，而在培训费用方面，校长或教育局领导大吃回扣，却不会让老师们知道具体花费了多少。

当外出培训成为一种教育部门领导运作的项目之后，这种项目就堂而皇之地上马，而且长盛不衰了。或者说，老师外出培训就是一个领导攒的局，老师们辛苦辗转，获得一些所谓的最先进教育教学理论和方法，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吃了回扣，赚了钱之后，不声不响，还要说外出培训方式很好，能提高教师整体素质。难道老师们真的需要培训？不一定。很多老师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教学方法，很难改变了。即便他们经常外出参加培训，也不一定能改变自己的教育教学方法，只是凑热闹而已，只是服从上级领导的命令而已。有的老师在外出听课的时候情绪激动，甚至能和搞讲座的专家或学者形成互动，还能说说听课后的感受，感触颇深，回到学校，就又回到了老路上，不肯做出丝毫改变。而他们外出听课只当是旅游了一次，而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

教育改革不是小事情，不是组织老师们外出听课就能完成的。在权力系统铁桶一块的当下，教育改革需要领导们痛下决心，首先改变考试制度，进而改变教育教学方法，不然只是组织外出听课，却不起任何作用，岂不是领导们攒了局，让老师们做了局中人？倘若给外出听课的老师发放优厚的补贴，听课回来之后，让他们带头搞教改，似乎可以收到一定的效果。但不改变考试制度，不改变现有的评价标准，即便再多的老师外出培训，也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讲座的专家或学者只是保持了高大上的态势，却不会有什么贴地气的行为，不会到边远农村任教，也不知道农村学校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只是以城市学校为样板，怎么说都是在炫耀，在唱赞歌，从而掩盖了农村学校的教育困境，也掩盖了城市学校的诸多问题。

外出听课的老师都怀着恭敬的心态听课，即便坐了长途汽车、长途火车，旅途颠簸劳累，也仍然痴心不改。但他们听到的是高大上的教育理论，看到的是理想化的教育环境，感受到的是超前的教育氛围，美则美矣，却一样也用不上。但这样的形式主义讲课和听课仍然进行，不会有丝毫退让。各个学科的老师都要外出听课，名气小的在县域听课，名气大的到省城听课，名气更大的到祖国的心脏听课，算是普及了先进的教育理论。而所谓的名气就是教师获得的证书，这些证书并非都是凭借教学成绩获得的，而是很多通过关系获得的。尤其是校长或教育局长，本身就能截流很多证书，算作自己的，甚至签个名就是自己的，也就可以轻易成为教育家了。他们不但要进入专家学者讲课的圈子，赚很多讲课费，而且还要成为教师入职的评委、专家、导师等等，扮演各种带有名气光环的专家、学者形象，当然是为了圈钱，而不是为了全面推行先进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

曾经有一个地方的教研员成为国家级教研员，到全国各地讲学，每到一处只讲半天，挣一万多块钱。一个月下来，他就挣了三四十万，直接进入高收入群体的行列，而他还在课余时间辅导一些学生，挣的补课费也不在少数。即便教育部门明令禁止教师补课，他还照补不误，经常以此自豪。听这样的人讲课，还不如不听，会让老师们学坏，而这样的人已经蜕变为靠兜售课程暴富的资本家，也把自己的名气当成了商品出卖，当然会赚钱很多了。在“笑贫不笑娼”的时代，这样的人才是时代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