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中共党员李敦白眼中的周恩来

文／郑林华

李敦白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8月，大洋彼岸的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一个白人男婴出生。命运似乎注定了这名男婴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有着不解之缘。他的中国名字叫李敦白。

从1945年来到中国，直到1980年回到美国，李敦白在中国整整待了35年。由于在新华社和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加上身份比较特殊，他有机会接触不少中共高层人物。对于第一代中共领袖，他佩服的人很多，对他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毛泽东。李敦白92岁时仍然认为：“他（毛泽东）是一位不容易被认识的历史人物，我觉得，大概还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可能具备全面认识毛泽东的主客观条件。”

至于周恩来，李敦白说：“第一眼看到他，就觉得这个人了不起，对他很尊敬，也很亲近，不管后来传言他如何如何，包括对我如何如何，我对他的敬爱之心，至今没有丝毫改变。”

一

李敦白在美国的时候就知道周恩来。年轻的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读过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卡尔逊的《中国的双星》。这两本书中都有关于周恩来的描述，也配有周恩来的照片。

李敦白的中文很好，来到中国后，他跟昆明和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接触，发现这些地下党员一提起周恩来就像在谈论一个神似的，对周恩来非常佩服。因此，李敦白一直期待着能见到周恩来。

1946年春，作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华办事处救济观察员的李敦白奉命押运救济粮到中原解放区。当时国民党军以30万兵力包围中原解放区6万部队，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5月8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王天鸣和美方代表白鲁德组成的军事停战三人小组，带着大批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到中原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湖北省大悟县宣化店镇进行“和平调处”。

真是无巧不成书，白鲁德他们到达宣化店的时候，李敦白刚好在蹲茅厕。他刚要从厕所出来，一个佩戴准将军衔的美国人突然走进茅厕。两人都怔了一下。突然在一个中国共产党占领区的简陋茅厕里迎面碰上一个美国人，可以想象双方的惊讶程度。李敦白机灵地问对方：“你一定是白鲁德将军吧？”

白鲁德问他在这儿干什么，李敦白作了自我介绍，并给他看了工作证，还向他诉苦：“我正感到为难，我带着联合国的救济物资到这里，但看起来这里像要打仗，我是应该离开呢，还是运送更多的物资进来？”

白鲁德同情地看了李敦白一眼，无意中透露了国民党军将进攻中原解放区的消息。李敦白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

当天晚上中原解放区开欢迎会，李敦白在欢迎会上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他对周恩来外表最突出的印象就是帅，英气逼人，目光敏锐，看上去精力充沛，一望即知不是常人。周恩来个子不算很高，中等个子，眉毛特别浓，络腮胡子刮不胜刮，脸上常常露出青灰色的胡楂。

散会以后，李敦白走回招待所，在一个十字路口刚好碰到李先念提着灯笼送周恩来回宿舍。李先念介绍他和周恩来认识。

周恩来跟他握了握手，没有一句客套，直接就批评道：“我们讲话的时候我就一直注意你，我讲话之后你拼命鼓掌，国民党代表和美国代表讲话后你坐在那儿不动，这样不行，他们会注意你，你回上海以后会有麻烦。”

李敦白回忆：“我跟周总理第一次见面，就挨了一顿批评，但是受他的批评没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他丝毫没有居高临下、教训人的姿态，完全是从保护你、关心你的角度出发，让人心悦诚服。周恩来与人沟通的能力真是无与伦比。我心想，奇怪，第一，我坐在最后，会场又很暗，他怎么会看到我，而且注意到我的动作？第二，他身处这么重要的场合，应该高度紧张，怎么会留心别的事情？我记得跟他提了一句我想去延安，他说，等我回到南京再说吧。”

10月19日，在周恩来安排下，李敦白到达延安，担任新华社英文翻译。也是在这一年，经李先念、王震介绍，中共中央批准李敦白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成为当时唯一的外籍中共党员。

11月19日，国共和谈破裂，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乘美军专机从南京飞回延安，这样李敦白又有机会在延安见识周恩来的超强能力。

1947年初的一天，新华社社长廖承志找到李敦白，说周副主席叫你马上去。李敦白骑着马气喘吁吁赶到杨家岭周恩来的窑洞时，周恩来已经跟美国著名记者斯特朗开始交谈了。据李敦白晚年回忆，周恩来这次见斯特朗，是代表中共中央拜托她一件事：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翻译成英文，带给欧洲各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供他们参考。

本来，李敦白的角色是翻译，但李敦白来晚了，他们已经开始谈了。周恩来就让李敦白坐在旁边当他的“活词典”，他表达不出来的时候给他提供词语。李敦白发现周恩来的英文不算很好，有些欠流畅，但周恩来特别聪明，选词很准，能够运用并不丰富的词汇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只有几次找不到适当的词语，他才向李敦白要词，或者求证。

让李敦白印象更深的是，在和斯特朗谈话的同时，周恩来还在处理另外两件事情。他的窑洞是一个大房间，一边是邓颖超坐着给国际妇联写信，一边是他们的养女孙维世走来走去思考一个什么演出，一会儿邓颖超问他写信的措辞，一会儿孙维世走来问他某个场景如何处理，周恩来都有条不紊，一丝不乱，好像他的脑子可以同时处理许多件事情。李敦白感慨：他真是一个组织天才。

二

周恩来对待工作的严肃认真程度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的。据说国务院的部长们最怕两个人，一是毛泽东的威严，二是周恩来的认真。李敦白也亲身体验过周恩来这种认真严谨的工作作风。

抗战胜利后，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在内战爆发之前，国共两党都开展舆论宣传工作以争取人民同情。当时新华社有个记者工作作风比较简单马虎，他发了一篇文章，说美军一年之内在上海犯了“3800项兽行”。他之所以得出这个数据，是因为此前有一篇报道说某月驻上海美军犯了多少项暴行，他把这个数字乘12，又将“暴行”上升为“兽行”，于是就得出了“3800项兽行”的结论。

此文一出，甚至连那些政治上倾向于中共的报纸都表示怀疑。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是一家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英文周报，本来对中共态度友好，这回连它都公开叫板，说请新华社把“3800项兽行”的清单列出来，我们全文发表。这给中共带来了不小的被动，人们不免怀疑中共宣传的真实性。

一天，李敦白正在廖承志的窑洞里聊天，毛泽东突然给廖承志打来电话，连李敦白都听得到话筒中传出来的强烈不满的湖南口音：“你们是（国民党的）中央社吗？你们是（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吗？你们怎么造谣了？新华社不造谣，中央社才造谣。”

第二天，周恩来就来到位于清凉山的新华社，集合全体党员讲话，讲了一整天。周恩来非常严肃地批评随意写出“3800项兽行”这件事，他反复强调，新华社要讲真话，千万不能造谣，不能主观臆想，不能为了打动读者而捏造新闻。

周恩来说：我在南京、上海的时候，做民主党派的工作非常辛苦，跟他们讲形势讲前途，好不容易讲通了，过几天又忘了，又得重新来过。之所以能讲通，很大程度上依靠我们报道的准确可信。所以，捏造或任意扭曲新闻，所起的是坏作用而不是好作用，影响很坏。

周恩来把一个新闻报道的数字准确性问题提到了做好统战工作、争取中间势力的政治高度。

还有一次，李敦白和周恩来以及其他翻译一起谈论对斯特朗怎么照顾的问题，年轻的李敦白无意中说了一句“这个老太婆惊慌失措”，周恩来马上批评他说，对我们的老朋友不能用这样的措辞。周恩来的一丝不苟让李敦白深受教育。

周恩来不只是对待工作严肃认真，对自己的要求更是严格到近乎苛刻的程度。

延安时期，有一次李敦白与周恩来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开会，突然一名新华社记者走到周恩来跟前，跟他说了一些奉承的话，周恩来马上严肃地责问：“你为什么这样捧我，是不是想从我这里讨什么好处？”周恩来警觉而又严肃地保护自己不被人拉拢。

1957年，孙维世导演的话剧《黑奴恨》（改编自《汤姆叔叔的小屋》）在中央实验话剧院上演。李敦白进剧院时，看到有一排空着四五个座位，心想不知哪位首长要来。开演后，他看见周恩来带着几名随行人员进来了。可是原先那几个空座中间却正好坐了一名工人模样的群众，周恩来的警卫员快步跑过去，在他耳边轻声讲了几句，估计是说总理要来观看，请给总理让座。以方便安保工作之类的话。工人很理解，于是站起身来想给总理让座，没想到周恩来快步跑上去，按住他的肩膀，连连说“你坐下，你坐下”。一名随行人员劝周恩来：“总理，这是中央的规定，谁也不能违反。”周恩来与他来回辩论了几句后，大声说：“好了，你们看戏吧，我回去了，我的工作多得很！”他还生气地说：“我当总理不是为了妨碍老百姓看戏！”说着就往外走，随行人员赶紧拉住了他，结果他就坐在那名工人旁边看戏。

但是，周恩来并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人，而是非常富有人情味，温文尔雅，平易近人，完全没有架子，为他人考虑问题周密到如水银泻地，还富有幽默感。

有一次，李敦白夫妇带着年幼的两个女儿到空军一个礼堂看京剧，当时周恩来就坐在他们前排。孩子们可管不了那么多，老二先闹起来，说总理伯伯挡住了她看戏。周恩来就转过身来，把她抱到自己膝盖上。这下老大不干了，说：为什么妹妹可以坐在总理伯伯腿上？于是周恩来又转过身来，把她也抱过去，让她坐在另一边膝盖上。她俩一直坐在周恩来腿上直到演出结束。

周恩来的酒量很好，喝酒时爱开玩笑。他和孙维世都喜欢“强迫”李敦白喝酒。有一次，李敦白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宴会，出席的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周恩来举杯祝愿世界和平。这时他看到李敦白拿着橘子水，就故意开玩笑说：“看来李敦白不赞成世界和平。”于是李敦白只好喝了酒。

1960年，斯特朗75岁生日，周恩来、陈毅、李敦白等都去给她祝寿。席间，大家谈到“大跃进”期间的一句口号：“人人都是诗人”。

周恩来说：这句话不对，我就不是诗人。我作了一首诗：“粉身碎骨英雄气，百炼千锤斗士风。走石开山留侠迹，上天入地建奇功。”我送给陈老总批评，他在上面写了几个字给我退回来了：没法批评，因为你写的根本不是诗。

敬酒的时候，周恩来和陈毅又相互闹。一个说，你是老大，总理，你得敬酒；另一个说，你是元帅，我不是元帅，得你敬酒。

李敦白回忆：周恩来的认真严肃与他的亲切可爱浑然天成，结合得天衣无缝，这样的人真不多见。

三

世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作为一个“中国的美国人”，一名美籍中共党员，李敦白确实是一个非常之人，也干出了非常之事。

1966年2月，他读了《人民日报》发表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不禁泪流满面。他想道：“焦裕禄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身患重病，坚持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可我呢？养尊处优，大腹便便，简直亵渎了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的称号。”于是他马上采取措施，作为向焦裕禄学习的实际行动。

他退掉自己的独立办公室，把自己的办公桌搬到大间，跟部门同事一起工作；不坐配给他的小汽车，自己骑自行车上下班；参加义务劳动；节食减肥；主动要求减少工资。更引人注目的是，他把一直引为自豪视作宝贝的古董家具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

“文革”初期，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大字报都贴在一个楼里，所有外国专家都不许进入。李敦白说他是中共党员，要求看大字报。党委批准了他的要求，但下令所有人都不许贴他的大字报，不许批评他。于是他自己写了大字报，批判自己的错误言行。

1967年，有一次李敦白参加一个大会，周恩来把他拉到一边聊天，热情地赞扬“大民主”。周恩来说：“你看，谁都可以写大字报，谁都可以批评，除了毛主席。”李敦白说：“那您也不能批评。”周恩来不以为然：“我算什么，我当然可以批评。”周恩来还问：“约翰逊总统会允许到白宫贴大字报吗？”李敦白回答说不行。这一次可能是他和周恩来最后一次见面。

但随后引发的巨大混乱，使周恩来对“大民主”转向悲观失望。

“文革”初期，李敦白作为洋人造反派曾经风云一时。不料1968年2月他被当作“美国特务”逮捕，一直被关押到1977年11月，差不多关了10年，1982年公安部才给他正式平反：“李敦白同志1945年到中国以来，为中国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是有重要贡献的。”

在李敦白的逮捕证上，有13位中央领导的签字，其中包括周恩来，但李敦白从来没有怪过他。有个红卫兵头头后来给李敦白写信，说周恩来找过他们几个红卫兵头头，想帮助李敦白，看看是不是可能让他不坐牢，但没有想出办法。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周恩来才在逮捕证上签了字。

1973年三八节，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部和国务院外国专家局联合举行庆祝茶会，周恩来到场讲话，对“文革”以来一些外国专家及其家属受到的不公正、不礼貌、非同志式待遇表示道歉。当时只有李敦白还被关在牢里，周恩来提到他，说李敦白的情况不同，他参与了坏分子的破坏活动，卷入了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的反革命集团。别人以为这是周恩来对李敦白的否定和抛弃，李敦白却看作对他的保护，要知道，当时对他的指控是“美国特务”，这比“参与坏分子破坏活动”严重多了。

1974年“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时候，李敦白在监狱里，根本没有想到“周公”其实是指周恩来，还以为就是古代的周公。

1976年1月，李敦白在监狱里听到周恩来逝世的消息，非常悲伤，断断续续哭了一个礼拜。监狱的警卫只在周恩来追悼会的当天戴了黑纱，看守则从周恩来去世一直戴到追悼会结束。李敦白从裤腿撕下一圈布戴在手臂上当黑纱，有一个巡视的部队干部从监视孔看到了，指着他责问：“你干什么戴那个东西？”李敦白一怔，随即哭了，部队干部马上改口：“你看马上掉了，赶快弄好。”说完掉头就走，大概不好意思。

周恩来的品德感染了无数人，那些对中国共产党不了解或存有疑虑的党外人士往往是因为信任他而理解接近中国共产党的。

美国国务卿马歇尔1946年曾到中国调停国共之争，与周恩来接触后，非常信任周恩来。马歇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平生没有见过道德品质如此高尚的人，国民党代表答应做的事，我都要派人检查，周恩来答应做的事，我从来不检查。

李敦白也说：“我和周总理有些个人的接触，根本不相信他会搞什么阴谋诡计。”他虽然蒙冤入狱，但仍然非常崇敬周恩来：

如果要对周总理作一个总体评价，我认为他是一个政治天才、组织天才、外交天才。他特别善于和人沟通，善于做各种各样的人的工作。这不仅因为他很聪明，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很诚恳，他的言行高度一致，让人觉得非常可靠，可以信赖。他是一个具有强烈个人魅力的人，对周围的人有一种巨大的吸引力，初次见面，就会被他吸引。有魅力同时特别诚恳的人，这个世界真是太少见了！

针对有些人批评周恩来在“文革”期间不敢拍案而起奋起抗争，还有一些人打着解密“文革”档案的由头攻击周恩来是“帮凶”，92岁的李敦白以历史亲历者的深切体会和对历史人物的深刻理解回应道：“我知道，有的人觉得他过于顺从，认为即使地位不保，也应抗争。我的看法不同。‘文革’的时候，如果他倒了，谁管政府？谁管生产？没有人能管。我觉得他意识到了这一点。我认为他是出于国家利益，不是为了个人。他尽力保护了很多人，尽量缩小‘文革’导致的损失。他维持自己的地位真的很有必要。”

李敦白最后对周恩来的总结堪称振聋发聩：

他是民族英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批判了自己最好的代表人物，那太可惜了。

可惜有些中国人可能还没有一个美国人懂得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