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唯一的儿子，却隐瞒真实身份40多年，直到总理去世后才被人知晓，更不可思议的是，父子两人一生仅见过一次面，那么此人真的是周总理的儿子吗？他又为何要隐瞒身份？ 1939年春天，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极为关键的时期，整个中国都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在这样紧张且动荡的大背景下，周恩来，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中将副部长，深知自己的责任重大。 此次他前往绍兴，一方面是履行公务，安排当地的革命活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进行一次重要的家族祭祖仪式。 在他的姑母周桂珍家中，一场带有浓厚家国情怀的晚宴被精心安排，家中的亲人团聚一堂，共享天伦。 晚餐后，遵循中国的传统习俗，周恩来为在场的每一位亲友题词留念，以此表达他的情感和祝福，这在当时是一种增强家族凝聚力和传递情感的重要方式。 在这种凝重和温馨交织的氛围中，王戍，周恩来的姑表侄儿，这位年仅17岁的青年，带着一腔热血和对未来的憧憬，表现出了难得的成熟和责任感。 尽管年轻，王戍已深刻感受到国家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并渴望能够为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他的热情和冲动体现了那个时代许多青年的心声——他们急切地希望能够走到前线，直接参与到抗击侵略者的战斗中去。 王戍的请求让周恩来感到既欣慰又忧心，他欣赏这种青春的勇气和牺牲精神，但同时也必须考虑到现实情况和王戍的安全。因此，他婉拒了王戍的请求，尽管这让热血青年显得有些失落和不满。 看到王戍因为不能参与到抗战中去而低下了头，周恩来深感这是一次对青年才俊进行正确引导的机会。 他伸出手，温和地将王戍拉到自己面前，以一种近乎父亲的关怀和责任感提出：“你做我的干儿子，好不好？”这一提议不仅是对王戍的一种鼓励和慰藉，也是对他未来潜能的一种肯定和期待。 王戍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心情有所抚慰，他答应了这个提议，并按照中国传统，向周恩来行了三鞠躬礼，恭敬地喊出了“干爹”。 周恩来深知，作为一位领导人，他的每一个行动都可能成为榜样，因此，他决定以一种具有深刻意义的方式来表达对王戍的期望和支持。 他马上取过一张宣纸，开始书写题词，以此来表达自己对王戍的期望和祝福。 他笔锋流畅地写下：“乘长风破万里浪！慕向表侄义儿 周恩来。”这里，“慕向”是王戍的字，而“乘长风破万里浪”则寄寓了周恩来对王戍未来的希望——希望他能勇敢地面对困难，像航海者一样破浪前行，追求更广阔的人生航程。 在签名处，周恩来特别加上“义儿”两字，这不仅是对王戍身份的认可，也是对这段新关系的珍视。 题词写好后，周恩来并未就此止步。他深知王戍年幼，需要资金来支持学习和生活，于是他拿出10块银元交给王戍，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周恩来嘱咐王戍：“你年纪小，应该好好学习，学会独立生活。以后还可以经常给我写信。” 离开绍兴前往金华的第二天，虽然身处忙碌和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中，周恩来依然记挂着他的义儿王戍。4月5日，他特意将一张穿着军装的照片随信寄给王戍，以此激励王戍保持坚定和勇敢的精神。在照片背后，周恩来亲笔题写了：“慕向表侄义儿存念 周恩来廿八·四·五。” 在1940年的春夏之交，王戍的生活轨迹发生了剧烈的转变。 在这种情势下，王戍的父亲为了保证儿子的安全，决定让他离开祖辈居住的土地，远赴福建。福建，与他的家乡绍兴迥异，这里的语言、风俗乃至气候都让年轻的王戍感到陌生。 在福建省银行的一份看似普通的工作中，他不仅要应对日常的业务挑战，还要面对内心的孤独与不安。周恩来过去的教诲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他的前行之路。 尽管身处战乱与变迁，王戍始终没有放弃学习和自我提升。 他的业余时间几乎都奉献给了书籍，终于在1945年抗战胜利之际，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 大学毕业后，王戍选择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服务团，很快就被分配到了福州市政府工作，随后又调到福建高级工业学校。 在这一系列的职业生涯发展中，王戍始终未能忘记周恩来的恩情与教导。 他多次给周恩来写信，但这些满载深情的信件却始终未能得到回复，王戍的心中充满了困惑和失落，他不明白为何自己深敬的恩师会对他的信件置之不理。 直到多年后的一天，他的父亲王贶甫透露了真相。周恩来作为国家的领导人，深知个人情感与公共职责的界限，他担心过度的私人往来可能会影响王戍的纯粹性和事业发展。周恩来的沉默，是出于对王戍未来考虑的一种深思熟虑的保护。 尤其是遵循周恩来《告亲戚朋友》中的家规，王戍从不在任何场合利用与周恩来的特殊关系来获取个人利益或是提升个人地位。 直到1978年，当绍兴市委为了纪念周恩来而整理相关历史资料时，王戍被邀请回忆周恩来在绍兴的足迹。这一次，他与周恩来之间的特殊关系才首次对外界有所披露。 对于王戍而言，这是一次极为罕见的公开表达。 即使在此时，他依然保持着低调和克制，只是简单地分享了一些往昔的回忆和周恩来的教诲，而避免过多地谈及私人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