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袁殊被捕，李士群要他招供，谁知他一点不慌，反而淡定地对李士群说：“我的身份，岩井英一知道，你打电话问他吧！” 1982年秋，北京一间老屋里，风吹过泛黄的窗纸，发出低低的呜咽，一个71岁的老人端坐在藤椅上，黑白电视机里传来的喧嚣声刺痛了他的耳膜，他眯起眼，目光却仿佛穿透了屏幕，回到了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 这一刻他下定决心，向组织提出了一个请求：“我想恢复原名——袁殊。”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名字，而是一个被尘封四十年的传奇，承载了太多隐秘的荣光与无言的牺牲。 1920年代的中国，旧社会如同一座腐朽的大厦，摇摇欲坠，空气中弥漫着绝望与愤怒。 年轻的袁殊——那时还叫袁学易——却不愿做案牍上的书生。 他与“黑色青年”伙伴彻夜争辩，声音在夜色中颤抖：“这国家病了，我们该怎么办？”无政府主义的激情如同一团火，在他胸中熊熊燃烧，却找不到方向。 1928年，五卅运动的街头，袁殊第一次感受到时代的脉搏。 他改名“袁殊”，仿佛要用这个名字割断过去的懦弱，迎接未来的风暴，那时的他，像一叶扁舟，漂浮在国共合作的激流中，既兴奋又迷茫。 当蒋介石挥起清党的大刀，大革命的灯火骤然熄灭，袁殊被迫离开南京，转赴日本留学。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文字如同一道雷霆，劈开了他思想的混沌。 他开始明白，救国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需要鲜血与牺牲的信仰，这团星火虽小，却注定要在黑暗中绽放。 1931年，上海静安寺旁的一间咖啡馆，空气中弥漫着咖啡的苦涩。 潘汉年低声对袁殊说：“你要准备好失去一切，甚至名誉。”几月前，顾顺章的叛变如同一场地震，震碎了中共地下组织的根基，白色恐怖笼罩全国。 袁殊却选择在这最危险的时刻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眼神如磐石般坚定，仿佛在说：“我愿意用生命换取这微光。” 从此，他开始了敌营中的舞蹈，每一步都踩在刀尖上。 袁殊的多重身份如同一件隐形铠甲，让他得以在敌阵中游走。 他利用留学日本的背景，与岩井英一虚与委蛇；凭借家族关系，混入中统高层；通过潘汉年的指示，潜伏汪伪政权。 一次次，他从地狱的边缘归来，带着情报，也带着战友牺牲的阴影。 他的妻子马景星曾奔走在上海街头，为他传递消息，那双焦急的眼眸是他生命中唯一的暖色。 命运总爱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给他套上更重的枷锁。 1939年，一个闷热的夏夜，上海滩的霓虹灯在夜色中闪烁，空气中夹杂着汗味与阴谋的气息。 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叛变，出卖了潜伏名单，袁殊的名字赫然在列。 天还没亮，一队黑衣人破门而入，枪口对准了他的额头。 他的妻子马景星惊叫着扑上前，却被粗暴地推开，跌坐在地上。 袁殊被押往汪伪76号特工总部，关进一间阴暗的牢房，墙壁上满是斑驳的血迹，空气中弥漫着潮湿与腐臭。 他被绑在椅子上，李士群亲自审讯，那张阴鸷的脸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格外狰狞。 “袁殊，你以为你能骗过所有人？”李士群冷笑，手里的皮鞭在空中甩出一声脆响，“说吧，你的后台是谁？”面对威逼利诱，袁殊却闭上眼睛，嘴角浮现一抹淡然的笑意。 他心中默想：“只要潘汉年知道我的忠诚，这一切都值得。” 他仿佛看见潘汉年那双深邃的眼眸，看见欧阳新牺牲前最后的背影，那些逝去的面孔是他信念的灯塔，照亮了这片黑暗。 牢里的日子如同一场漫长的噩梦，铁窗外偶尔传来几声乌鸦的啼叫，像是在嘲笑他的处境。 袁殊的手腕被绳索磨出血痕，但他始终一言不发。 直到有一天，妻子马景星借着送衣物的机会，偷偷塞给他一张纸条，他趁狱卒不备展开一看，上面只有寥寥几字：“去找潘。”那一刻，他的心跳加快，仿佛溺水之人抓住了最后一根浮木。 他低声对妻子说：“快走，别回头。” 此时，李士群要他招供，谁知他一点不慌，反而抬起头，目光平静如水，淡定地对李士群说：“我的身份，岩井英一知道，你打电话问他吧！”这句话如同一枚石子投入死寂的水面，激起阵阵涟漪。 李士群愣住了，手中的鞭子僵在半空，脸色由阴转怒，却又透着一丝迟疑，他眯起眼，死死盯着袁殊，似乎想从那张波澜不惊的脸上挖出真相。 袁殊却微微一笑，嘴角的弧度带着一丝嘲讽，仿佛在说：“你不敢打这个电话，因为你怕知道答案。” 与此同时，潘汉年接到消息，眉头紧锁，在桌前踱步良久，最终写下一个电话号码，交给马景星：“打给岩井英一。”岩井英一闻讯赶来，以日本副领事的身份向李士群施压，李士群虽满心不甘，却不得不放人。 袁殊走出牢门的那一刻，阳光刺痛了他的双眼，他深吸一口气，心中却没有轻松。 抗战胜利的锣鼓声响彻上海，袁殊却站在黄浦江边，望着江水滔滔。 他将日伪搜刮的财富交给组织连夜撤往解放区，那个背影如同一幅褪色的画卷，渐行渐远，他不愿再为国民党卖命，选择隐姓埋名，改名“曾达斋”。 1982年，当组织为他正名，袁殊终于卸下“曾达斋”的面具。 1987年，他在北京病逝，八宝山公墓的寒风吹过，党旗覆盖他的骨灰盒，数百人肃立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