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5月，大物理学家杨振宁与李政道恭恭敬敬地侍立在一位老人身后。这位老人脸上露出了满意自豪的笑容。原来，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正是杨振宁与李政道两人共同的老师，中国物理学之父吴大猷。 在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县水坑乡的一个老宅内，吴大猷的祖父吴丹桂常在夏日夜晚带领家中子弟，坐在漏斗底的石桌旁，点燃一盏昏黄的油灯，讲述关于科学、历史和哲学的故事。 吴丹桂是一位尊重知识与学问的翰林，他的家被书卷的香气环绕，墙上挂满了书法作品，每一笔每一画都显露出深厚的文化积淀。 小时候的吴大猷，常蜷缩在角落，聚精会神地听着祖父的故事，他的好奇心和对知识的渴望在这样的夜晚里不断滋长。 吴丹桂不仅在学术上有所成就，他还是一位深具爱国心的志士。 甲午战争期间，祖父曾组织村民进行团练，训练他们使用简易的武器和策略来保护村庄不受外敌侵扰，这些行动深深影响了吴大猷，使他明白了责任与奉献的重要性。 吴大猷的父亲吴国基，年轻时曾远赴美国留学，他从西方世界带回了许多先进的科学理论和思想，这些新思想在吴大猷的成长过程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吴国基常在家中讲述他在异国的所见所闻，他的描述中不乏对科学实验和理论讨论的热情洋溢，这激发了年轻的吴大猷对科学的极大兴趣。 这样的家庭氛围和教育背景，为吴大猷后来的科学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不仅继承了家族的学术传统，更将其发扬光大，走上了一条光辉的科学探索之路。 1931年，吴大猷踏上了前往美国密西根大学的旅程，这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跨越，更是他科学生涯的一次飞跃，他带着满腔的热情和一颗渴望知识的心，决心在物理学的领域中探索更深远的天地。 密西根大学物理系那时已是世界知名的科研中心，吴大猷初到这里时，大楼的古典立面和宽敞的走廊让他感到既兴奋又畏惧。 他很快投入到紧张且充满挑战的研究生活中，他的日常被严谨的实验设计、精密的仪器调试和复杂的数据分析所充满，每一个细节都需要极度的专注和精确。 在一次夜深人静的实验室工作中，吴大猷对现有的红外光谱仪进行了改良。 原本的直线狭缝在某些复杂的分子结构分析中显示出分辨率不足的问题，在反复试验和验证之后，他巧妙地将直线狭缝改为弯形，这一改动大大增加了光谱仪的分辨率和精确度，这项创新不仅解决了长期以来科学家们面临的技术难题，也为他在学术界的声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吴大猷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对元素周期表中稀土元素的电子排布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周期表中因为5f电子的填入，可能会产生一个新的稀土族。 这一理论一经提出，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他的导师和同行最初对这一激进的观点持怀疑态度，但吴大猷通过精确的计算和坚持不懈的实验，逐步赢得了学界的认可。 他的博士论文不仅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来更对原子能的研究和应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于理解和应用更重元素——尤其是铀和钚——的性质至关重要吴，大猷的研究为后来的原子能发展提供了关键的理论基础。 1941年秋季的西南联大，一个特殊的课堂吸引了时代的目光。 吴大猷这位年轻的物理学教授，正在传授古典力学的知识，而他的学生中，未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和著名的晶体力学家黄昆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吴大猷对学生的科研成果怀有极高的尊重和期待，这从他如何珍藏学生作品中可见一斑。 当杨振宁数十年后从吴大猷手中重新得到他那篇早年丢失的论文时，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师生之间那份难以割舍的精神纽带。 吴大猷的教学不仅在知识传授上独树一帜，他对学生的个性化关怀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他的另一位杰出学生李政道，18岁那年成为了吴大猷的高足。 李政道对知识的渴求几乎到了极致，每天不厌其烦地向吴大猷索求更多的习题和读物。 尽管吴大猷时常因风湿病饱受腰痛之苦，李政道总是找机会在帮助教授捶背时，向他请教问题。 1945年春，抗战胜利后，吴大猷在昆明得到通知，需与华罗庚、曾昭抡一道前往重庆，筹建国防科研机构。 在那里，他们与国民政府高层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吴大猷提出的观点是：科学计划应该从基础做起，建议成立研究机构，培养基本人才，同时派员出国进修。 由此，一批优秀的年轻科学家，包括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李政道，被选派赴美深造。 这一决策不仅为中国科学教育开辟了新天地，也为国防科技的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李政道和杨振宁在美国的学术旅程均获得了卓越的成就。 1950年，李政道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而杨振宁则在1948年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 1956年，这两位学生合作发表了“弱相互作用宇称不守恒”的研究，次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杨振宁在多个场合提到，吴大猷对他的影响是深远的，特别是将他引入群论这一领域。 吴大猷在《回忆》一书中谦虚地提到，尽管外界频频提及李、杨是他的学生，他只是“适逢其会，在那时遇上他们而已”，这位教授的谦逊掩盖不了他在科学界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