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即将乘飞机离开大陆的于右任老先生，他深情的望着地面。   在苏联居住期间，于右任的女婿屈武与周恩来建立了联系。   屈武回国后，通过周恩来的劝导，于右任开始重新评估自己对共产党的看法。   这段时间里，周恩来详细解释国共合作的必要性。   于右任对国民党在皖南事变中的做法感到极度愤怒。   他对国民党内部的这种顽固派行为保持了批评态度，但又未能公开反对。   在1949年，周恩来特地向于右任发送了指导，建议他等待南京解放之后，再加入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于右任被国民党特务控制，未能如愿以偿。   在南京即将解放之际，于右任被迫离开了南京。   他被带往台湾，与大陆隔绝。   1964年，于右任处于极度虚弱的状态。   老部下杨亮功来探望他，于右任在无法言语的情况下，尝试用手势传达他的意思。   尽管杨亮功提出暂时离开，等待于右任稍有恢复，但于右任几日后便辞世，遗体被安葬于台湾淡水镇的高山之上。   回溯至1949年，原本对国民党及蒋介石失望的他，曾一度打算辞去监察院院长职务，但在蒋介石的强烈请求下，他留了下来。   当时，中共领导人周恩来通过其女婿屈武向于右任传话，希望他在南京不要有任何行动。   但未料到国民党会提前一步将他送往台湾。   抵达台湾后，由于与共产党的旧日交往，他与蒋介石的关系逐渐疏远。   他居住在一间小宅子内，生活节俭。   于右任经常资助求助者，他的经济状况紧张。   1962年，于右任面对春节的开销感到极大压力，他的日记中多次反映出对经济的忧虑。   于右任的晚年常在书房中独坐，生活中的访客寥寥无几。   他的住所小径因年久失修，长满青苔，每次行走都需格外小心。   在医院住院期间，于右任稍有好转，就坚持要求出院。   他在日记中提到，由于开支过大，他感到难以为继。   于右任与高仲林的相识发生在1898年的陕西，当时正值饥荒。   年轻的于右任负责管理救济粥场，而高仲林每日带领两位无依老人来到粥场，自己却从未取粥。   这种行为深深打动了于右任，促使他通过媒人提出婚事，不久后两人便结为连理。   1900年，八国联军的侵袭使北京陷落，慈禧与光绪帝逃至西安，于右任所在的学校也因此受影响，他与高仲林不得不回到三原老家。   回乡后，于右任开始撰写反映时政的文章，触怒清廷而被迫东躲西藏。   在此期间，高仲林在家中独自照顾老人与女儿。   与丈夫分离多年后，1949年，国共内战后，于右任被迫赴台，他身穿高仲林制作的布鞋与布袜。   于右任始终未能忘怀家人。   1958年，逢其与高仲林结婚六十周年之际，他用心书写诗句以寄托哀思。   到了1961年，高仲林即将迎来八十大寿，于右任因无法回大陆与老伴团聚。   他通过香港友人吴季玉向周恩来总理反映此情况，周总理特地安排了一场盛大的寿宴。   每逢重大家庭纪念日，他总是会翻出那双保存良久的布鞋和袜子。   1963年，吴季玉在台湾被暗杀的噩耗传来，于右任痛不欲生。   于右任晚年在经济困境下，始终未能及时接受医疗。   疾病缠身三周后，他方才入院，在医院中，他多次尝试起草遗嘱，但言语似乎无法承载深情，未能完成遗嘱的书写。   于右任曾通过简单的手势表达希望看到一个统一的中国。   遗憾的是，于右任未能再次踏足大陆，也未能实现其归葬故土的夙愿。   于中令是于右任的三子，他于1963年赴美留学，成为了一位计算机专家。   于右任书法上对不同书体的驾驭能力，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他不仅精通魏碑、行书、楷书，还因其实用而美观的标准草书而被后世铭记。   对于于中令而言，他从十余岁起就跟随父亲学习书法，那时他们已移居台湾。   于右任经常用浓郁的陕西方言向他讲述家乡的故事。   于右任要求他每晚在家中的大书桌上练习写字达一小时，这段时间他感到自己的技艺未能达到父亲的水平。   于右任在社会中也享有极高的声誉，无论是政界要员还是普通百姓，都极力求得他的墨宝。   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之际，于中令来到北京，与不同年龄层的书法爱好者交流，参与了《于右任书法全集》的编辑工作。   参考文献：[1]刘军平,施星宇.于右任监察思想及其当代启示[J].北方论丛,2024(5):5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