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尔鎏回忆，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有人传他的座机是周总理下令击落的。“那时七爸也听说了，曾无奈地说：‘我在军队没有直接的领导职务，我怎么有权力对军队发号施令击落党的副主席的座机？’”周尔鎏写道。在当时当过副总理的人员中，邓小平烟瘾比较大，李先念喜欢抽雪茄，纪登奎、余秋里都是“烟菩萨”。不过他们和周恩来在一起时都尽量不抽或少抽，实在熬不住了，也尽量离周恩来远一点或到外边去抽。 周总理一生为国为民。 1930年底，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大力支持下，刚从苏联满载“理论武器”归国，便迫不及待地打起了“反调和主义”的鲜明旗号。他大肆指责瞿秋白、周恩来等党内同志，声称他们执行的是错误的“立三路线”，犯下了不可饶恕的“调和主义”错误，并借此机会要求改组中央，其真实目的却是妄图篡夺党中央的领导大权。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如同在党内投下了一枚震撼弹，引起了部分党员干部的强烈抵触和坚决反对，党内思想瞬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之中，分裂的危机如同乌云压顶，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周恩来以其超凡的智慧和无私的精神，挺身而出，成为了稳定大局的中流砥柱。他不顾个人名利的得失，更不计较地位的升降，而是耐心地与每一位同志促膝长谈，用诚挚的话语和深刻的道理，一一化解心结，全力维护着党的团结与统一。同时，他更是以身作则，带头进行深刻的自我检讨，对六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工作缺点毫不避讳地承担责任，以实际行动展现了共产党人的担当与胸怀。正是通过周恩来这种不懈的努力与坚持，党的团结和统一最终得以捍卫，一场可能引发党内分裂的风波得以平息。 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更是展现出了高风亮节，他主动承担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责任，将重担一肩挑起，赢得了全党上下的尊敬与信任。当红一方面军会合后，面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周恩来更是以大局为重，毅然决然地将自己所担任的红军总政委的职位拱手相让，以无比宽广的胸怀和深沉的党性，为党的统一和革命事业的顺利进行作出了巨大贡献。 周恩来对待他所接触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广大的群众、勤勉的干部，还是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都始终保持着一份难得的尊重与诚恳。他以平等、民主的态度去倾听每一个人的声音，细心地体察人们的甘苦与忧患，深刻地理解人们各种复杂的心理和迫切的需求。他擅长与人们坦诚地交流思想，不遗余力地帮助人们解决生活中的种种困难，想方设法为人们创造展示才能与智慧的平台和机会。 而周恩来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总是那么地亲切自然、诚恳真挚，他从不以势压人、咄咄逼人，更不会仗着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去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意见。他善于发现并赞赏人们身上的各种长处和优点，总是及时给予肯定和鼓励，让人们感受到温暖和力量；同时，对于人们身上和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也从不姑息迁就，而是及时给予严肃的批评和指正。这种批评完全出于对人的关心与爱护，旨在帮助人们认识并改正错误，从而取得更快的进步和成长。 因此，人们都愿意把他当作自己的亲人和朋友，愿意向他倾诉心声、寻求指导和帮助，因为他就是这样一个值得信赖和依靠的人。 正如一位党外人士所言，周恩来既给人以深刻的教益和启迪，却从来不自居人师、高高在上的姿态。他思想敏捷、才华横溢，但从不锋芒毕露、盛气凌人；他对党外朋友总是以诚相待、平等交流，从不指手画脚、强加于人，而是耐心地做好团结教育工作。他凭借着自己坚定的信念、明彻的思想、宽阔的胸怀、巧妙的讨论方式以及自己的模范行动，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为之折服、为之倾倒。 除了周总理，刘少奇也是道德的楷模。 1959年10月，当法共代表团来访时，刘少奇在与他们的交谈中更加明确地指出了新中国经济建设所面临的紧迫任务——我们需要一个长达20年的和平环境来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到了1961年，在与瑞典驻华大使的交谈中，刘少奇再次强调了和平环境对于中国发展的重要性，他表示中国的发展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和平来作为支撑和保障；如果有更长期的和平环境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 1962年，当再次与瑞典驻华大使交谈时，刘少奇又一次重申了中国对于和平的渴望与追求，他深情地说：“中国希望和平，这是我们真正的心里话。而且我们希望的是长时期的和平，至少五十年。”这种对于和平的坚定信念和迫切愿望贯穿了刘少奇的外交思想和国际战略观。 1964年7月1日，在军队系统的一次座谈会上，刘少奇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作出了深刻的判断。他指出目前还没有看到帝国主义想要发动战争的任何迹象和象征，因此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战争是打不起来的。这一判断体现了刘少奇对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深刻洞察和理性分析，也反映了他对于国际形势变化敏锐而准确的把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