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北京城内一张拉黄包车的照片登上报纸，不承想照片上拉黄包车的小伙，瞬间引起一阵轰动。这人就是晏森。 清朝建立初期，皇帝努尔哈赤创立八旗制度。 不同于明代的宗室制度，亲王的子嗣无法直接袭封父亲的亲王爵位，而必须通过考封制度来决定能否继续获得爵位。 大量原本有封号的宗室最终沦为没有爵位的闲散宗室。 考封不仅依赖父亲的爵位，还要考虑母亲的身份地位，甚至庶出子弟的封号往往会更加低微。 克勤郡王岳託作为首封者，他于清朝建立之初被封为郡王，但在其去世后，反而得到了世袭的特殊许可。 宣统二年，克勤顺郡王崧杰去世，其子晏森继承了父亲的郡王爵位。 然而，短短一年多后，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朝政权崩溃，晏森虽然继承了“铁帽子”郡王的称号，但他所享有的特权随清朝消失。 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成立。 溥仪虽得到袁世凯的“宽待”，每年发放生活费，但对于其他宗室，尤其是晏森这样远支的王爷来说，生活并没有得到太多保障。 经济来源骤然断裂后，晏森不得不依靠克勤郡王府的旧有家产勉强维持生计。 然而，王府的积蓄并没有持续太久，晏森很快开始变卖家产，甚至不惜出售王府的老宅和祖坟。 晏森后来开始卖苦力拉黄包车，曾经的王爷，竟然以一个黄包车夫的身份出现在北京的大街上。 但晏森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身份变化而感到羞耻，反成为了当时的“网红”。 人们纷纷排队乘坐这位“车王”的黄包车，而晏森的车费也远高于普通的黄包车夫。 他甚至用赚到的钱购买了自己的黄包车。 然而，尽管他从来没有选择投靠日本，但金钱和赌博成为他生活中的毒瘤，家产再次被挥霍一空。 最终，晏森不仅错失了溥仪的帮助，连带自己的生计也越来越困难。 溥仪曾尝试让一些经济较为宽裕的亲王帮助晏森，甚至提议他去东北谋生，但晏森却拒绝了，坚决不愿投降。 最终，晏森在困顿中去世。 黄包车最初出现在上海租界，是为了应对当时轿车稀缺的交通需求。 1874年，上海租界的一些商人引进了这一源自日本的交通工具。 车身上通常是明黄色的涂装，座位上方搭有一个椭圆形的雨篷，既能遮风挡雨，又为乘客提供了相对舒适的座驾体验。 车夫通过双轮车拉动黄包车，完全依赖人力。 而黄包车的速度则远远不及现代的交通工具。 对于当时的黄包车车夫来说，他们的工作时长极其长，一天15小时的辛劳是常态，而所赚取的收入中，却有一部分需要上交给黄包车的所有者。 尤其是在租界区，黄包车生意繁荣，租金不断上调，车夫们的收入日益减少。 尽管如此，依靠这份工作养家糊口依然是许多底层民众的唯一选择。 大多数车夫都渴望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黄包车。 以《骆驼祥子》中的主人公祥子为例，这位来自农村的年轻人怀来到北京，希望通过拉黄包车改变自己的命运。 刚开始，他充满了干劲，甚至省吃俭用，努力攒钱，最终购买了属于自己的黄包车。 然而，祥子的黄包车被士兵夺走。 尽管他尝试通过努力工作重新振作，但生活中的一连串不幸让他逐渐失去了希望。 最终，祥子堕落成了一个麻木的的失败者。 在上海的租界区，车夫们的生活随着租金的不断上涨变得愈发艰难。 许多车夫开始进行反抗，他们要求获得更多的分成。 这种呼声终于在1934年引起了租界政府的关注，政府试图通过限制黄包车的租金、关闭部分盈利过度的公司等进行改革。 然而，改革很快遭遇了来自资本家的强烈抵制，租界政府最终未能实现预期的改变。 到了1935年，上海的法租界进一步裁减了大量车夫的数量。 许多车夫甚至不得不依赖借债度日。 与晏森的经历相似，顾竹轩出生在农村。 他从小便明白只有通过努力才能改变命运。 每当家里遭遇贫困时，顾竹轩便在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摆脱贫困。 于是，他决定离开家乡，前往城市。 顾竹轩最初并没有考虑过黄包车行业。 他带着满腔希望进入城市，最终选择了黄包车。 在黄包车行业，顾竹轩积极努力去与每一个顾客交流。 他深知，只有真诚待人，才能赢得他人的信任。 一个阔绰的顾客因欣赏他的人品，慷慨地资助了他一笔钱。 顾竹轩将这笔资金积攒起来，与自己辛苦攒下的钱结合，最终购买了一个黄包车公司。 参考文献：[1]王晓芳.老北京的黄包车[J].北京档案,1999,0(9):39-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