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东北有一土匪刑满出狱，他回家之后在家乡领导的帮助下找了份赶车的工作，结果有一天他在拉客的时候看到了一个熟面孔，毫不犹豫地就跑去跟公安举报。 齐达榜在解放后度过了18年的监禁。 1947年，那时，解放军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已经逐步扭转了战局。 解放军逐渐掌控了东北的主动权，从防守转为反攻。 冀察热辽第一次党的代表会议召开，来自冀东、热河与冀察等地区的代表齐聚一堂。 会议的内容涉及了如何协调各地力量。 会议决定，冀东地区需要向前线运送1万发子弹，支持即将开展的昌黎解放战役。 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决定派遣热河军区的骑兵保护这一批子弹。 冀东代表团在热河骑兵的护送下出发。 然而，由于路途遥远，经过几日的跋涉，队伍在5月20日到达了柴胡栏子村。 经过与当地群众的沟通，冀东代表团决定在此扎营一晚。 然而，在冀东代表团驻扎的同一天，敌人残余的国民党军队与一些土匪联合起来，悄悄接近了柴胡栏子。 虽然最初他们的目标是另一处地方，但由于冀东代表团的存在，他们最终决定突袭柴胡栏子。 1947年，李中权带领的代表团正准备离开柴胡栏子村。 然而，正当队伍整装待发时，几名看似不合群的人员在队伍中，他们的服饰和举止与同行的战士们不同。 远处隐隐可见他们身后似乎还有一支队伍。 李中权立刻警觉起来，悄然指示哨兵加强警戒。 突然，一声枪响敌人的攻击涌来。 李中权命令队伍迅速隐蔽，为了避免误伤友军，他指示哨兵大声喊话，自报家门，但敌人的回应却更加激烈。 李中权果断下令反击。 然而，敌人早占领了村子周围的制高点，重机枪的火力压制了李中权一方。 李中权一方面指挥队伍与敌人周旋，一方面紧急联系附近的骑兵增援。 与此同时，他还派遣警卫员将消息传达给驻守在附近的其他战友。 李中权指挥队伍防守在刘、李两家的院落中。 虽然我方一度准备使用土炮进行反击，但敌人巧妙地用百姓作为盾牌，将无辜的村民推到前线。 代表团在无法向百姓开火的情况下，被迫眼睁睁看着敌人逐渐突破防线。 院墙很快被敌人打通，几名战士相继倒下，李中权一边指挥战斗，一边销毁机密文件。 几名代表团成员决定冒死突围，他们从窗户跳出。 然而，他们刚一行动，便被敌人的枪火击中，苏林燕和王平民不幸牺牲。 剩下的几名同志勉力冲出村落。 然而，当他们跑出村子时，却发现战马已经被敌人牵走。 赤西县的骑兵大队及时赶到，展开反击。 敌人见势不妙，迅速选择撤退。 这场战斗使得我方损失了五名优秀的干部。 中央迅速展开了对冀察热辽地区的剿匪行动。 经过连续的作战，敌方的土匪力量被逐步削弱。 尽管如此，土匪首领白金辉在多次战斗中成功逃脱，躲入国民党控制的多伦县。 我方决定加强力量，最终通过配合武工队的行动，剿灭了多伦地区的土匪。 到了1948年，我方几乎歼灭了冀察热辽地区的所有土匪。 然而，仍有一些土匪首领侥幸逃脱，其中就包括柴胡栏子事件的主谋之一任芳伍。 任芳伍伪装成普通农民，直到1968年冬天，一名曾经参与剿匪的战士偶然在田间发现了任芳伍的踪迹。 在经过一番确认后，任芳伍最终被追捕归案。 根据军法，代表团在返回过程中失去的安全保障，直接导致了巨大的人员伤亡。 冀东军区做出了严格处理，其中李中权的警卫员在战斗中逃亡，未能履行保护职责，依军法被枪毙。 而负责护送任务的骑兵连领导，穆根立和王庆虎，也因未能履行职务，分别被开除军籍，穆根立还被判处五年徒刑，遣返回乡。 穆根立和王庆虎未能意识到他们肩负的是革命事业的大局。 即便如此，他们的处理和惩罚相较于冀东军分区的警卫员显得较为宽松。 若当时骑兵连能及时到达，援兵的到来有可能会使战斗局势发生改变，代表团或许不会遭遇如此重大的损失。 军人不仅要坚守战斗岗位，更要具备全局观念，不能因为局部的轻视而放弃整个战局。 参考文献：[1]郑泉.血染的丰碑——柴胡栏子事件始末[J].档案与社会,2001(6):40-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