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安葬了陈独秀？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病逝于江津偏僻的山村鹤山坪，终年63岁。他晚年流离江津，生活相当困难。   1938年，陈独秀与妻子潘兰珍乘船沿长江向上游的江津前行。   陈独秀原本并无意在江津长久停留，而是应同乡邓仲纯之邀，计划在此暂时寄居一段时间。   然而，陈独秀在邓仲纯家遭遇了尴尬的“闭门谢客”，他和妻子不得不另寻住所。   此后，江津城内的郭家公馆、施家大院、延年医院等地先后成为他短暂栖息的地方。   直到1939年5月，他才终于入住江津郊外的鹤山坪石墙院，是陈独秀在江津的最后住所。   石墙院地处江津县城约30里的山区，偏僻且交通不便。   石墙院是由杨鲁丞的后人杨明钦所拥有。   杨鲁丞是清代一位曾获进士的学者，陈独秀在来江津之前，已对杨鲁丞的著作《皇清经解》产生了浓厚兴趣。   经过邓燮康的介绍，陈独秀得知杨鲁丞是江津人，便答应了杨家后人邀请，入住石墙院。   此外，陈独秀继续完成自己在监禁期间就已开始的学术工作——《小学识字教本》。   这部书并非一本简单的儿童识字教材，而是陈独秀对中国文字学、国学及其与西方文化的对比研究的总结之作。   核心目的是为普及文化教育。   在江津的日子里，陈独秀虽然远离了重庆的政治风波，他的一举一动都被国民政府的特务严密监控。   蒋介石对陈独秀始终抱有戒心，特别是在陈独秀拒绝国民党提供的种种诱惑后。   每隔一段时间，江津县的政府官员都会收到来自重庆的指令，要求他们向上级汇报陈独秀的生活。   即便在陈独秀去世后，国民党仍然派出人员全程监督他的丧事处理。   陈独秀与一些朋友的联系也因此受到了限制。   蒋介石曾派遣特使朱家骅与陈独秀接触，希望他组建一个新的政党   陈独秀清楚地意识到，国民党的真正意图是利用他来削弱共产党势力。   即便是1940年，当戴笠与胡宗南悄然抵达江津，企图以私人名义再次接触陈独秀，陈独秀依然坚定地表示自己不愿参与政治。   陈独秀在这里，曾接待过章士钊等朋友，但他也清楚自己已身处一种尴尬的政治境地。   每当外界的干扰来临时，他往往采取低调。   他在信中曾提到，虽然石墙院的环境与城市相比清新宜人，但长期的隐居生活让他逐渐感到压抑。   在1939年，他带着贫病交加的身体状况，搬到了江津的石墙院。   尽管他曾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党初期的重要人物，但到了江津，他的经济条件已经十分拮据。   尽管如此，陈独秀从未屈服于任何形式的施舍。   对于国民党高官、叛徒的金钱，他一概拒绝。   即便生活困顿到只能够靠写字和卖文为生。   他们在院墙外的空地上种土豆，夫妻二人也曾为应急而典当过一些首饰。   然而，即使是当时北大同学会和朋友们纷纷伸出援手，陈独秀拒绝政治背景复杂的捐赠，甚至拒绝接受曾经叛变的党员寄来的资助。   当他收到朋友们寄来的捐款时，总是以感恩的心情接受，即便是小小的资助，陈独秀总是通过写信回馈。   杨鹏升曾多次伸出援手，陈独秀也在信中反复表达感谢。   即便生活再为难，他依然坚持自己的艺术创作。   除了靠写文章赚取稿费，他的书法也颇具声誉。   在石墙院中，他的书房常常弥漫着墨香。   1942年，陈独秀因胃病复发而卧床不起。   妻子潘兰珍和朋友们请了许多医生为他治疗，但最终未能挽回他的生命。   临终时，陈独秀特别是关心妻子的生活安排，他希望妻子能够自立。   陈独秀一生共有三任妻子，先后与高晓岚、高君曼和潘兰珍结婚，育有多子女。   高晓岚是陈独秀的原配，她与陈独秀在观念和性格上存在显著差异，两人婚姻持续了十年后最终分道扬镳。   高晓岚育有五个孩子，其中包括长子陈延年和次子陈乔年，陈延年在1927年被敌人杀害，而陈乔年则在1928年不幸遇害。   1927年之后，陈独秀失去了党的领导地位，脱离了共产党，成为了无党派人士。   其余子女也难逃厄运，长女玉莹在年仅28岁时因过度悲伤病逝，陈独秀的三子陈松年则长年艰难度日。   直到1990年，陈松年才去世，享年70岁。   而他的孙女陈鸿，直到1994年才得知自己的身世。   参考文献：[1]张朋,余慧林.中共中央早期机关报《前锋》与陈独秀关系述论[J].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3(3):10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