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东山县铜钵村，一夜之间，全村男人突然全部消失，成了名副其实的寡妇村。20年后，村里收到一封从新加坡转来的信，看过信后，全村寡妇失声痛哭。   在1943年，汪振国刚刚上任浙江省开化县县长。   当他接到县里征兵负责人的报告时，得知开化县的兵员长期不足。   汪振国并未立刻同意发布紧急征兵令，秘书告诉他，由于许多地方的兵员紧缺，许多人通过贿赂、拉关系等手段解决兵员问题。   汪振国渐渐了解到，当地有许多年轻人因患血吸虫病等传染病而无法参军。   特别是在开化县，人口不到十万，大部分人都受到血吸虫病的困扰。   汪振国亲自前往池淮畈进行实地调查，发现这里的人口大幅减少，原本两百多户的人家，现在只剩下不到百户。   汪振国遇到了一户家庭，妇人年纪已大，而她的丈夫几年前死于血吸虫病，大儿子在参军后失去音信。   据乡长透露，这位年轻儿子患病尚轻，汪振国决定帮助他到县城治病，然而，老妇人坚决不愿意让儿子接受治疗，生怕治好后又被征召去当兵。   汪振国未能理解老妇人的心情，然而他很快便亲眼目睹开化县的征兵工作存在多种不正当手段。   起初，汪振国严格筛选征兵人员，发现几乎所有被征召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疾病，体力不支。   当他询问这些人的征召过程时，才得知许多壮丁是在深夜被强行抓捕的，有些人甚至是通过金钱交易被“买”来的。   更有甚者，乞丐、无家可归的人也被抓去充数。   汪振国感到震惊并想要整顿这一切，但上级的压力增大，他不得不将征兵任务交给了专门的役政人员。   役政人员会让乡政府向村民收取壮丁费，用这些费用去收买贫困家庭的年轻人，后者通过反复充当壮丁赚取佣金。   另外，征兵队伍便会深入民间，采用夜间突袭的方式将年轻人捆绑带走，甚至一些家庭成员选择投河自尽。   一天，他看到公宁乡的乡长张国光带着一个受伤的壮丁走进县政府。   这名壮丁名叫张国容，他的右臂在被抓壮丁时被击中，伤势严重。   张乡长解释道，张国容家中有一个弟弟已经被征走，而他本身并不适合当兵。   汪振国安排他接受治疗，并尽可能帮助他回家。   然而，张国容的母亲因为儿子被征召而过度悲伤，因病去世。   与此同时，征来的壮丁并未直接被送入正规部队，而是先被交给了接兵部队。   在接兵部队，大部分壮丁都因疾病或过度劳累在短短几个月内死亡。   那些身体较好的则被迫做着挑运货物、运盐贩瓷等。   汪振国曾见到过一名壮丁因病重倒下，被抬出后仍微弱呼吸，他立刻要求救治，但遭到接兵部队连长的拒绝。   最终，汪振国动用了县自卫队的力量，才将这名壮丁救治。   汪振国通过访问了解到，开化县在八年抗战期间共征走了2500多名壮丁，但实际上能够真正参战的却寥寥无几。   许多被征的壮丁并未赴前线与日军作战，而是被调往与新四军作战的阵地，甚至参与了国民党内部的内战。   在调查中，汪振国曾听一名回乡的壮丁讲述他的经历，这位壮丁在1938年正月被征入伍，然而他整整七年没有与日本作过一次战斗。   相反，他多次逃跑，并被不同的部队抓回，最终在抗战胜利后从江苏逃回家乡。   国民党征兵的目的多半是为了打内战。   开化县鼎梅乡程姓壮丁被抓走后不到一年，家中便遭遇失火导致房屋焚毁，年幼的女儿在火灾中丧命，妻子和儿子只能流落他乡靠乞讨为生。   妻子后来两度回到家乡寻找丈夫，都未能如愿。   最终，这名壮丁抗战胜利后回到家乡，却发现妻儿都已经不见了。   绝望之下，他疯了，直到最终消失在众人视线中。   汪振国还访问了许多贫苦家庭，其中很多家庭在壮丁被征走后，家中的老小无人照料，贫病交加。   根据他的调查，大部分被征走的壮丁来自贫雇农家庭，而那些富裕的地主、豪绅和恶霸家庭，却没有一个壮丁被征召。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   在福建省东山县的铜钵村，每逢中秋和春节，村民们的饭桌上总会摆上一副空的碗筷。   铜钵村的别名是“寡妇村”。   1950年，一队突如其来的军队包围了整个村庄。   军队的指挥官要求家中17岁到55岁的男性立刻集合。   当晚，村里的147名青壮年男子被带到祠堂集中，随后被押上船。   随着这些男人的失踪，几乎所有家庭的男丁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有女人和孩子。   然而，这些男人始终没有回家，女人们每天白天种田捕鱼。   然而，令人感动的是，她们没有选择改嫁，而是始终坚信丈夫有一天会回来。   然而，1970年代，村子里突然收到了一些来自新加坡的信件，发信人正是那些当年被抓走的男人。   原本被认为早已失联的丈夫们，通过一位台湾人和新加坡的中介，将他们的信件寄回了家乡。   参考文献：[1]费茂如.“寡妇村”的反思[J].中国老区建设,2007(9):1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