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黄竞武被捕，敌人见他不屈服，就把他活埋。泥土将他全部埋没，敌人正准备离去，没想到泥土却突然动了起来。   黄炎培他早年便立下志愿，投身教育。在教育理念上，他既汲取了西方现代教育思想的精髓。他积极投身各类学校的创办工作，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和南通师范学校。   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曾短暂涉足政界，担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然而，政治的混乱令他失望，最终他选择回归教育，专心致力于培养更多人才。   抗日战争时期，尽管年事已高，黄炎培依然积极参与抗日救国活动。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应邀参加了开国大典。   黄炎培的次子黄竞武，不同于父亲的教育道路。进入清华大学后，黄竞武成为了受人瞩目的才俊。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黄竞武积极参与了游行示威。   1924年，黄竞武以优异成绩从清华学堂毕业，获得了赴美国深造的机会，并最终获得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在美国期间，他更深化了对国家命运的思考。   学成归国后，黄竞武在上海盐务稽核所担任会计工作，并曾随美国导师到全国各地考察。然而，在目睹了贫苦人民的疾苦，黄竞武心中的革命火种愈发旺盛。   抗日战争爆发后，黄竞武毅然投身到反抗侵略的斗争中，加入了民主政团。   黄竞武不仅在后方积极参与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而且在国民党与共产党对立日益加剧时，他坚决站在共产党一方。他亲自为中共地下党提供保护，掩护了许多共产党成员。他曾多次直面国民党特务，站出来为弱势群体主持公道。   在法国租界一次，黄竞武见到一名法国巡捕暴打黄包车夫，他毫不犹豫地站出来阻止，最终迫使巡捕放人。   即使在上海的日常生活中，黄竞武曾在公交车上制止国民党特务对售票员的暴力行为，展现了强烈反抗。   1947年，黄竞武不仅继续在地下工作，而且不断推动民众的觉醒。他明白，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引领国家走出困境，因此他坚定地支持党的主张。   1949年，许多民建会领导人在地下党帮助下相继前往北方解放区。   黄炎培一直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他们担心黄炎培会揭露国民党在上海的黑暗统治。   然而，黄炎培未曾表露要离开上海的意图。   黄竞武深知父亲此刻的处境，决定以假扮父亲的方式，分散特务们的注意力。   黄竞武穿上父亲的衣服，特务们追踪着他走向永安公司，而黄炎培夫妇则趁机悄然乘车前往女儿家，在女儿的护送下，从外滩乘船离开上海。   然而1948年，父亲被转移到外滩后，黄竞武肩负起民建会和临干会的重任。   黄竞武以中央银行稽核员的身份，深入调查上海各大银行的情况。   与此同时，国民党蒋介石命令将上海的黄金转移至台湾。   1948年底，数百万两黄金已经秘密运走，仅剩20万两。   蒋介石派遣汤恩伯负责这最后的黄金转运。   黄竞武决心阻止这次黄金转移。   他通过组织银行职员罢工、团结金融界人士发声、曝光汤恩伯的行动，成功地使社会舆论形成强大压力，迫使蒋介石暂停了转运计划。   在1949年，人民解放军围困上海，黄竞武分析形势，认为要解放上海，必须首先瓦解汤恩伯的部队。   为此，他联系到南京的同学，成功说服一位驻军要员计划起义。   然而，黄竞武被国民党特务抓获。   黄竞武在被捕后，依然坚守岗位，第一时间考虑的并不是撤离。   他把这些资料托付给信得过的同仁。   不久后，黄竞武遭遇了敌人严厉的审讯，最终在被活埋于上海近郊。   黄竞武被活埋后，国民党特务仍未完全相信他已死。   特务们分别取水灌入埋葬之地，经过一段时间的静默，他们才离开。   黄炎培的三子黄万里，以其在水利领域的卓越成就，成为了国际知名的水利专家。   黄万里早年赴美留学，获得伊利诺伊大学工程博士学位。   回国后，他参与了诸多重大的水利工程项目。   然而，黄万里在三峡工程问题上提出了不同的声音。   三峡工程的建设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黄万里却提出三峡工程可能引发严重的地质灾害，并主张寻找更加环保的解决方案。   尽管三峡工程最终仍然开工。   黄炎培的五子黄必信，出生于1922年。   黄必信年轻时聪慧勤奋，前途光明，但他被错误地划为“右派”。   尽管身陷困境，黄必信始终没有放弃对生活的希望，尽力保护自己的家人，特别是他的女儿黄可清。   黄可清始终未曾放弃对父亲的寻找。   经过多年努力，她终于找到了失散多年的父亲。   1952年，黄炎培来到故乡上海的烈士陵园，心情沉重。   站在儿子黄竞武的墓前，黄竞武的墓碑高大且刻有显著碑文，而这在黄炎培看来，是不合适的。   他立刻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提出要求，希望将这块墓碑更换成与其他烈士墓碑一样的小巧朴素的版本。   工作人员解释说这块墓碑得到了县政府的批准，并且碑文还是由一位名叫胡老的书法家所刻。   参考文献：[1]黄大能.我与黄竞武烈士的三次谈话[J].纵横,2003(6):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