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从世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的观点出发，旗帜鲜明地主张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以便做到实事求是。对于“大跃进”造成的工作失误，毛主席确实犯了一些错误。毛主席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为作表率，毛泽东本人中断了爱吃的红烧肉。在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过了三个生日。从保存下来的菜谱看，这三个生日都过得相当简单，没有酒，没有寿糕，也看不出丝毫喜庆的氛围。1962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69岁生日，他只吃了早餐，晚上仅喝了一碗麦片粥。 毛主席，这位伟大的领袖，诞生于湖南韶山那偏远而静谧的山村之中。自幼年起，他便亲眼目睹了中国农民在压迫与剥削下所承受的无尽凄凉与悲惨，这些场景如同一幅幅沉重的画卷，深深烙印在他的心头。早在1918年6月，青春洋溢的毛主席便与蔡和森等志同道合的伙伴们，怀揣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计划在风景秀丽的岳麓山下，共同构建一个人人平等、互爱互助的新村。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战争的硝烟迅速弥漫了整个国家，使得毛主席在青年时代所设想的这一新村计划未能如愿以偿。但即便如此，革命军队与革命根据地所普遍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依然给予了他莫大的慰藉与满足。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军队与根据地实行着供给制，物资分配大致平均，没有所谓的星期天，官兵之间、军民之间亲如一家，共同奋斗。“他们工作起来兢兢业业，打起仗来英勇无畏。”每当毛主席回忆起那段峥嵘岁月，总是满怀深情，眼中闪烁着对那段时光的无限怀念。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充满公平、节俭、无私与和谐的美好世界。他始终坚信供给制的优越性，对工资制则持有一种天然的排斥，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干部特殊化、官僚主义以及等级制度。 在毛主席的一生中，他始终将精神的力量置于物质之上，认为这才是推动革命不断前进的真正动力。他曾深情地说道：“以往的战争，我们靠的绝不是物质的诱惑，而是革命精神的鼓舞。精神，才是革命永不枯竭的源泉。”他坚信“穷”并非什么坏事，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它就像一张空白的画布，等待着我们去书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去描绘最新最美的图画。“穷，正是中国跃进的强大动力。”而对于个人来说，穷则更是保持革命斗志、防范修正主义的坚固基石。尽管这种认识在今天看来或许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但当我们将其置于毛主席长期所处的乡村与根据地那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中，便不难发现他当时的思考轨迹是何等的清晰与合理。 再来看刘伯承，这位杰出的军事家，他的成长之路同样充满了艰辛与奋斗。从《三字经》、《幼学琼林》等启蒙读物开始，他一步步踏入了知识的殿堂，相继研读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经典著作。在练习毛笔字时，他更是展现出了非凡的毅力与耐心，一笔一画地苦练楷书，力求每一个字都能达到完美的境界。为了节省宝贵的笔墨纸张，他甚至以右手食指为笔，在左手手心里反复练习笔势与笔锋，深入揣摩“永字八法”的精髓。他的这份用心与钻研，使得他的书法技艺突飞猛进，连平时难得一笑的父亲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在军事参谋人才的培育上，刘伯承更是展现出了非凡的智慧与远见。他深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道理，为了满足初入司令部的参谋人员的学习需求，他特意翻译了《苏军司令部野外勤务教令》，并于1935年9月亲自撰写了一篇前言。在前言中，他明确指出：司令部是首长指挥军队的核心机关，参谋长则是司令部的灵魂人物，是首长的得力助手与代理人。参谋人员应充分尊重首长的决策权，站在首长的背后，根据他的决心来组织作战，并监督其实施情况。这是对参谋长及参谋人员角色的精准定位。 刘伯承之所以能够为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军事人才的培育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其根本原因在于他积极投身于中国人民革命战争与军队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与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相比，他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既是一位英勇的战士，又是一位杰出的教育者。他一面参加革命战争，一面办学培育军事人才。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更是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军事人才的培育工作中，将战争年代积累的宝贵经验与经过实践检验的培育思想运用到新的历史时期。 刘伯承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制度发生翻天覆地变革的伟大时代，是侵略与反侵略、武装的反革命与武装的革命激烈交锋的时代。近代中国的人民革命战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是一场由亿万人民群众共同参与的壮阔史诗。其战争规模之宏大、持续时间之漫长、情况之错综复杂，在世界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27年诞生以来，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艰难历程，逐步迈开了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步伐。而培育现代化、正规化的军事人才，则成为这一建设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刘伯承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不断探索培育现代化、正规化军事人才的理论与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