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飞，刘少奇的第三任夫人，陪同刘少奇走完长征，曾任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和生活秘书，刘少奇的长子长女亲切地称呼她为谢妈妈。两人一直并无隔阂，为何会离婚？ 1928年10月，谢飞调任中共广东省委机关工作，并被派往香港、新加坡等地，执行党的任务。 新加坡的革命气氛浓厚，各种宣传活动、秘密集会和讨论会频繁发生，谢飞也在其中参与了地下工作。 她开始通过宣讲、传递革命思想，接触到许多在中国开展革命活动的共产党人。 虽然这些初步的接触并未让她与中国革命的领袖产生太多的直接联系，但却为她的心灵种下了坚定的革命火种。 在这个过程中，谢飞第一次听到了刘少奇的名字。 刘少奇那个在中国工人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领导人，这个名字被许多人谈起时，往往与庄重与严谨相联系，但当时的谢飞对他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 她更多关注的是革命理想的种子如何在她的心中生根发芽，而刘少奇，只是这个庞大革命体系中的一颗星星，她并未意识到，这颗星星终将成为她人生中的重要引导。 即便如此，刘少奇的名字还是在谢飞心中留下了些许印象。 1932年，她回到了中国，正式进入了革命的前线。 两年后的1934年，谢飞踏上了革命队伍的最前沿——江西苏区。 在那个革命烈火正熊熊燃烧的时代，谢飞的目光变得更加坚定。 她亲眼见到了刘少奇，虽然那时的接触并不深入，但她依然记得，那个在会议上讲话的男人，总是显得那么冷静、沉稳，仿佛能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 尽管如此，谢飞的个性与之产生了冲突，她坦言，刘少奇的讲话有时显得重复乏味，而她自己，作为一个直率、爽朗的女人，常常更喜欢那些简洁明了的表达和行动。 在长征途中，她再次听到刘少奇的报告，却依旧觉得他的演讲风格过于严谨、缺少激情，她甚至开玩笑地说：“这个人讲话可重复了，重复好几回。” 谢飞并未意识到，正是这种平实与重复，背后藏着刘少奇那份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深厚的革命底蕴。 在经历了不断的接触和合作后，谢飞逐渐改变了她对刘少奇的看法。 虽然一开始她并未被他的理论与言辞所打动，但随着两人工作的交集加深，谢飞越来越能体会到刘少奇那份沉稳的领导力和革命的深远眼光。 1934年，谢飞终于与刘少奇有了更深入的接触，那时的长征已进入艰难的阶段，红军行进在严酷的环境中，粮草匮乏，战士们疲惫不堪。 她与刘少奇之间的互动，从工作上的联系逐渐转向了更深层的个人情感，两人都意识到对方是值得信任的革命伙伴。 在长征的严峻条件下，谢飞也经历了与革命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激烈碰撞。 在与刘少奇的交流中，她逐渐意识到，革命并非单纯的理想主义，它需要在极度艰苦的环境中进行具体的操作和妥协，而刘少奇那种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虽然并非总能使谢飞感到认同，但却深深感染了她。 她开始明白，自己不仅是刘少奇的妻子，更是革命队伍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承载着肩上的责任。 在刘少奇带领红军取得了开创华北根据地的辉煌业绩后，谢飞的心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谢飞是一个有着强烈个性的女性，不仅对革命有着高度的热情和理想主义，她同样渴望独立和自我实现。 长时间的革命生涯让她在思想上日益成熟，并开始质疑是否应该继续依赖刘少奇的庇护与安排。 当刘少奇决定再度启程，带领党和红军走向新的征程时，谢飞坚决拒绝了与他同行的提议。 这一决定引发了两人之间的激烈争执。 刘少奇虽然理解谢飞的内心，但作为组织领导人，他不能容忍任何动摇集体决策的因素。 两人的争执并没有很快平息，最终，刘少奇不得不以组织的名义下达了命令，要求谢飞与他一道继续走向新的征途。 刘少奇的决定并非出于私人情感，而是出于对革命事业的重视，他知道，谢飞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革命工作者，她的加入对组织的影响不可忽视。 但谢飞并非一个简单的人物，她对革命纪律有着深刻的理解。 在极度的矛盾和压力中，谢飞虽然没有直接反抗，但她的心中却充满了复杂的情感，她知道自己不能违抗组织的命令，尤其是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可她内心的抗拒与不甘依然存在。 最终，谢飞还是按照组织的安排前往了延安，她的情绪并未因此得到平复。 延安的山地空气依旧清新，革命的气氛依旧火热，但谢飞的心情却一直没有得到舒缓。 她依然对自己的角色和使命感到不满，觉得自己的独立性被束缚了太久。 为了寻找一种心理的平衡，谢飞主动向组织提出，要求进入马列主义学院进行学习和充电。 在马列主义学院的学习生活，给了谢飞一个新的视角，让她重新审视自己在革命事业中的角色定位，在这段时间里，谢飞逐渐摆脱了长久以来的依附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 她开始意识到，革命并非只有在一个特定的框架下才能进行，每一个人在革命中都有自己独立的重要性，哪怕是在不同的岗位上，也可以为革命事业做出贡献。 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回到刘少奇的身边。 在后来的岁月中，谢飞无论是在接受采访，还是在撰写文章时，始终高度赞扬刘少奇的革命精神与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