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实事求是地说，他们那么多年的感情主席去世的时候旗手怎么可能不伤心。同样，念旧的毛主席晚年的时候虽然知道旗手的所作所为，很不待见她，但是毕竟生活了那么多年，也有感情。他的回信又哪里不代表着他对于旗手以后生活的担心，一直想让她改，可奈何她的的野心太大。事实也正如毛主席预料的，在旗手日趋虚弱的时候，她更常常想到毛主席。她在枕边保存着毛主席的手迹，衣上别着像章，床头柜上放着一张她和毛主席在中南海晨起散步的照片。每天清晨，当新的一天开始时，她都要背诵毛主席的诗词或阅读毛主席的《选集》。 毛主席值得我们每个人都怀念。 1941年，陕甘宁边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与挑战。面对群众的不满情绪与征粮政策的失误，毛主席没有回避、没有推诿，而是深入调查、及时纠正。这种敢于自我剖析、勇于改正错误的精神，不仅赢得了人民的拥护与爱戴，更为后来的“大生产运动”与“精兵简政”两大政策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对《老子》的热爱更是达到了痴迷的程度，无论走到哪里，他的行囊中总少不了这本经典之作。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主席巧妙地引用了老子的话来阐述矛盾的相互转化：“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称之为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称之为失败。然而，在中国人的失败中蕴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中却埋藏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 毛主席的自律与内省，不仅体现在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上，更体现在他勇于自我剖析、知错能改的品格上。他深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因此，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他都力争做到坦诚面对自己的错误，及时纠正，绝不拖延。这种坦荡诚恳的态度，不仅赢得了人民的尊敬与爱戴，更成为了他个人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毛主席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为边区的民主建设树立了典范。当“三三制”原则提出后，面对干部们的困惑与民主人士的观望，他主动进行自我剖析与批评，诚恳地指出了党在执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这种真诚的态度，不仅赢得了中间人士的信任与支持，更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毛主席欣赏刘伯承。 刘伯承，这位以“深思断行”为人生格言的将领，总是保持着独立思考的习惯，从不轻易随波逐流。对于社会上纷繁复杂的观点与主义，他总是以一颗冷静的心去审视、去研究，从不轻易表态。然而，一旦他认定了某个目标，便会毅然决然地投身其中，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从接触共产主义思想到最终加入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一个深思熟虑、坚定前行的过程。 当陈紫舆热心劝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他严肃而认真地回答：“十几年的生活经验告诉我，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先搞清其中的真谛。我从参加辛亥革命至今，所见所闻已经不少，川军那里我是决定不回去了。但是，当今的中国应该向何处去？哪一种主义最符合中国的国情？这还需要我深思熟虑才能稳妥决定。如果一见旗帜就拜倒，我觉得太不对了。因为我对于各派都没有十分的研究，正准备极力深研，将来才能确定自己的道路。” 杨公在一旁听后，对刘伯承的真诚与坦率深感敬佩。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这是何等的直切，何等的真诚哟！比起那些因情而动、随波而靡的人来，高出万万倍。此后我拟设法引导他走向我们的方向，若能达到目的，又多一臂助。 早期红军的军语与名词，大多沿袭自国民党军队，不仅混乱不堪，而且缺乏规范性。刘伯承，这位深谙军事之道的将领，依据“苏军步兵战斗令条”，对这些军语和名词进行了逐一推敲与重塑。他不仅在名称上做出了革新，如将红军军官改称为指挥员，士兵改称为战斗员，更是在军队架构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营级指导员的职位，便是刘伯承根据苏区和红军的实际情况，独树一帜地增设的，这一创举极大地增强了红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力量。 走进“红埔”的红军干部，多是从田间地头走来的青年才俊，他们身强体壮，活力四射，宛如一群蓄势待发的小老虎。在战场上，他们勇往直前，无所畏惧，但若让他们静下心来，捧书研读，却成了不小的挑战。面对这一现状，刘伯承展现出了他独到的教育智慧，他提出了“切合实用，少讲多做，少课堂多野外”的教学原则，让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让知识在汗水中生根发芽。 在筑城法的学习中，当学员们面对“垂直”等陌生术语时，一时之间陷入了困惑。刘伯承见状，立即组织教员用硬纸折叠成坑道模型，上面详细标注了各部分的名称与尺度。学员们围观着这小巧玲珑的模型，心中的疑惑瞬间烟消云散。随后，刘伯承又带领学员们深入野外，夜以继日地挖掘坑道，坑道外汽灯闪烁，坑道内烛光摇曳，经过三个星期的艰苦实践，学员们终于掌握了坑道作业的基本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