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中国苏维埃工农银行发行的五角银币。这个头像看起来像个外国人。 1920年代末，各种货币纷繁复杂地流通在市面上。在众多货币中，有一枚五角银币因其特殊的外观引起了收藏界的注意。这枚银币表面的人物头像，与当时流通的其他银币明显不同。 仔细观察这枚银币，能发现它铸造于1931年，正面刻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字样。与民国时期常见的孙中山头像或袁世凯头像不同，这枚银币上的人物轮廓更像是一位外国工人。 这枚五角银币的发行者是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建立的第一家银行。在1931年的中国，这样一家银行的成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筹建工作由毛泽民同志负责。当时的革命根据地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形势，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稳定的金融体系。 毛泽民同志深知，要建立一个真正的银行体系，必须要有充足的资金保证。在他的努力下，银行通过多种渠道筹集到了105万大洋的启动资金。 这笔巨额资金的筹集并非易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105万大洋可以购买大量的军需物资，其价值相当于几十个师的军费开支。 银行的成立标志着革命根据地开始建立现代金融体系。这不仅是一个简单的钱庄，更是一个完整的金融机构。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后，立即开始发行多种面值的货币。这枚五角银币就是其中之一，它与一元、二角、一角等不同面值的货币一起，构成了完整的货币体系。 这些货币的发行采用了与国际接轨的标准。每一枚银币都严格控制成色和重量，确保其实际价值与面值相符。 银行的成立，使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活动开始走上正规化道路。这不仅为军队提供了稳定的经费来源，更为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一条独特的金融之路。这条道路的开启，标志着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重大突破。 传统的革命经费来源主要是打土豪筹款，这种方式只能解决眼前的困难。随着革命根据地的扩大，需要一个更加稳定和可持续的经济来源。 在这种背景下，建立现代化的银行体系成为必然选择。这不仅需要专业的金融知识，更需要充足的资金保证。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筹建工作采用了入股的方式。当地的商人和乡绅在了解了银行的运营计划后，纷纷投入资金。 这105万大洋的筹集过程展现了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智慧。银行采用股份制的形式，既保障了投资者的利益，又为根据地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货币发行体系。从一元到五分，不同面值的货币满足了人民群众各种交易的需求。 货币的发行采用了严格的兑换制度。每一张纸币都可以按照面值兑换等量的银元，这种做法极大地提高了货币的信用。 为了推广新货币的使用，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供销社系统。供销社专门经营百姓日常生活必需品，只接受苏维埃银行发行的货币。 供销社的商品价格比市面上要低，这就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经济激励。老百姓为了购买便宜的商品，开始主动使用苏维埃银行的货币。 这种经营模式创造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循环。老百姓用银元兑换苏维埃货币，银行则用收到的银元去国统区购买物资。 银行收到的银元不仅用于物资采购，还用于铸造新的银币。这些银币保持着很高的成色，进一步增强了人民群众对银行的信心。 为了便于识别，银行在自己铸造的银元上特意打上了标记。这些标记既是银币的身份证明，也是银行信用的象征。 这套金融体系的建立，为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它不仅解决了军队的经费问题，还促进了根据地的商品流通。 整个金融体系的运转展现了高度的专业性和创新性。它突破了传统的经济模式，创造了一个全新的革命根据地金融体系。 老百姓逐渐认可了这种新型的货币，这也是革命成功的重要基础。 1933年，国民党对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军事打击与经济封锁同时展开。 敌人散布谣言，称苏维埃银行发行的货币很快就会变得一文不值。这些谣言引发了群众恐慌，纷纷涌向银行要求兑换银元。 面对挤兑危机，苏维埃银行采取了坚定的应对措施。银行严格执行一元纸币换一块现洋的政策，确保每一位前来兑换的群众都能得到承诺的银元。 为了稳定民心，银行策划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行动。银行组织人员在闹市区运送装有金银的箩筐。 这场危机最终在银行从广东购入大量物资后得到化解。物资的到来稳定了物价，群众对银行的信心逐渐恢复。 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在撤离前，银行严格履行了兑付义务，没有让一个持有货币的群众蒙受损失。 1935年，红军到达贵州遵义。银行没有因为环境的变化而改变经营原则，依然保持着严格的信用制度。 在遵义期间，银行通过发行货币和销售物资，支持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这种经营方式获得了当地群众的广泛认可。 在红军离开遵义前，银行提前发布公告，设立专门的兑换处，用物资或银元收回流通中的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