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共产党员罗广斌在白公馆所有枪手暂时转到渣滓洞进行屠杀时，与关押在白公馆的十几名政治犯紧急做看守杨钦典的工作，让他弃暗投明，立功赎罪，在强大的攻心压力下，看守杨钦典打开牢门，使罗广斌等19人虎口脱险、死里逃生。 1949年，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已经摇摇欲坠。在重庆，这座曾经作为国民党战时首都的城市，紧张气氛日益加剧。蒋介石政权面对即将崩溃的局面，采取了一系列疯狂的报复行动，其中最为残忍的就是下令屠杀关押在重庆集中营中的革命志士。 重庆歌乐山下的白公馆与渣滓洞，这两座臭名昭著的监狱，关押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它们相距不远，却各自独立运作，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关押和迫害系统。 罗广斌，这位从四川农村走出来的共产党员，因为从事地下党工作而被捕入狱。他在狱中表现出非凡的坚韧和智慧，成为难友们的精神支柱。另一方面，作为白公馆的看守，杨钦典的人生轨迹充满了时代的烙印。他出身于河南漯河的一个贫农家庭，曾有幸接受过短暂的教育。生活的艰辛迫使他选择了军校这条路，毕业后成为了蒋介石的一名警卫员，最终被安排到了重庆歌乐山的集中营工作。 与其他冷酷无情的看守不同，杨钦典在执行任务时常常显露出一丝人性的光芒。有一次，罗广斌因长期酷刑折磨而病倒，高烧不退，情况危急。杨钦典冒着被发现的风险，偷偷给他送了一些药品。 一天晚上，杨钦典在巡逻时，偶然听到了牢房中传出的低声讨论。囚犯们正在交流对新中国建设的展望：土地将归农民所有，工厂将归工人所有，人民将成为国家的主人。这些话题深深地触动了出身贫苦的杨钦典，他开始对共产党所描绘的未来产生向往。 不久后，杨钦典参与了对小萝卜头宋振中父子的处决行动。虽然他没有直接用刺刀结束小萝卜头的生命，但这一事件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突和良心谴责。那个只有八岁的孩子，那双充满恐惧却依然纯真的眼睛，深深地刻在了杨钦典的记忆中。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的脚步愈发临近，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在白公馆和渣滓洞这两座死亡集中营里，关押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处境变得更加危险。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在白公馆的囚室间悄悄传开：渣滓洞已经开始大规模屠杀，而白公馆的大部分枪手被临时调往渣滓洞协助行动。 罗广斌和其他被关押的共产党员迅速分析了形势。他们意识到，这可能是他们唯一的逃生机会。白公馆守备力量减弱，如果能争取到看守杨钦典的帮助，他们或许能够突破监狱的铁门，重获自由。在紧急的秘密会议上，狱中的政治犯们一致认为，必须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决定由罗广斌主导对杨钦典的攻心工作。 当夜深人静，其他看守都已经离开或打盹时，罗广斌找机会与杨钦典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谈。他详细分析了当前的军事形势：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大半个中国，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即将逃往台湾。罗广斌指出，在这样的历史转折点上，每个人都面临着选择，而选择正义的一方，才是对自己、对家人最负责任的做法。 在这次关键的谈话中，罗广斌提到了小萝卜头宋振中的悲惨遭遇，揭示了这位年仅八岁的孩子如何在监狱中被残忍杀害的真相。这个故事深深触动了杨钦典，因为他亲眼目睹了那场悲剧，甚至是间接的参与者。 经过一夜的思考，杨钦典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他选择弃暗投明，帮助这些革命志士逃离死亡的魔爪。决定一旦形成，他便立即着手准备。趁着枪手们尚未从渣滓洞返回的短暂时机，杨钦典悄悄拿到了牢房的钥匙。 在约定的时间，杨钦典打开了白公馆的牢门。罗广斌迅速组织起19名革命志士，按照预先商量好的路线有序撤离。在逃亡过程中，他们遇到了巡逻的哨兵，险些被发现。这些经历过无数次严刑拷打、饱受摧残的革命战士们相互掩护，相互鼓励，最终成功突破了重重封锁。 逃出白公馆后，这些革命志士按照预定计划分散隐蔽。他们潜入重庆的各个角落，与当地的地下党组织重新取得联系。不久后，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重庆，这些死里逃生的革命战士终于能够公开露面，重返革命队伍。 当年被他救出的那些革命志士没有忘记恩情，在建国后纷纷为他作证求情。正是因为这次义举，杨钦典得以回到家乡，安度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