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深刻指出：样板戏的经验一个是重视质量，旗手总结了五十年代演出失败的教训，以为是质量不够，不能跟老戏抗衡，这是对的。她提出“十年磨一戏”，戏总是要磨的，“萝卜快了不洗泥”，搞不出好戏，公平的说，“磨戏”思想有其正确的一面。从剧本来说，旗手的指示，有些是有道理的，比如在今天耳熟能详、不少人都能哼几句的《沙家浜》“智斗”一场，原来只有阿庆嫂和刁德一两个人的戏，胡传魁一边呆着去了，旗手提出要把胡传魁拉到矛盾里来，展开三个人的心理活动。实践证明这样的改动很成功。 样板戏，这一诞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独特艺术形式，不仅是传统政治立场的鲜明体现，更承载着深厚的政治意义，其历史地位与影响力远超一般的文化作品。在文革期间，样板戏的影响力达到了巅峰，成为当时国家唯一允许公开演出的文艺作品。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使得样板戏既充满了争议，又成为了那个时代的鲜明符号，在老一辈人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众多的样板戏中，仅有八部作品被正式确定为样板戏，它们分别是：《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以及《龙江颂》，每一部都是那个时代的经典记忆。 1963年，随着全国范围内对现代戏创作的热烈倡导，北京京剧院决定将上海沪剧《芦荡火种》这一富有革命气息的作品改编为京剧《地下联络员》。为了在这部作品中展现出更多的创新元素，剧团领导对音乐唱腔的设计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力求做到更新、更美、更精炼、更动听且更具感染力。在彩排阶段，剧团还特别邀请了相关部门进行审查，根据审查意见进行了多次修改，因此该剧并未立即对外公演，而是经过了精心的打磨与筹备。 《沙家浜》的故事背景设定在抗战时期，江南新四军英勇抗日，某部指导员郭建光带领十八名伤病员在沙家浜养伤。而“忠义救国军”司令胡传魁、参谋长刁德一却表面抗战，实则暗投日寇。在这个危机四伏的环境中，地下共产党员阿庆嫂凭借智慧与勇气，依靠以沙奶奶为代表的进步抗日群众，巧妙掩护了新四军伤病员的安全，最终助力他们伤愈归队，并成功消灭了盘踞在沙家浜的日伪武装，为解放江南大好河山立下了赫赫战功。 同年冬天，北京京剧团接到了上级发来的沪剧剧本《芦荡火种》，并受命将其改编为现代京剧。这一任务对于剧团来说既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机遇。剧团迅速组成了以汪曾祺为主要执笔者的创作小组，他们深知这部作品的重要性与意义，因此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与精力。汪曾祺的命运也从此与现代京剧紧密相连，这段经历成为了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在汪曾祺的笔下，《沙家浜》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情节跌宕起伏，对白精妙绝伦。其中，“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人一走茶就凉”等经典唱词更是广为流传，成为了人们口中的新成语。这段流水板唱词突破了传统京剧的常规，汪曾祺巧妙地运用五言句式来表现阿庆嫂的机敏与应对能力，使得这一角色更加鲜活生动。 值得一提的是，汪曾祺在创作过程中深受苏东坡《汲江煎花》的启发，将其中的意境巧妙地融入到了唱词之中。这种“手中无剑心中有剑”的创作手法，不仅展现了汪曾祺深厚的文学功底，也为《沙家浜》增添了更多的文化韵味。 在《沙家浜》的创作过程中，旗手的贡献也是不容忽视的。她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对结局进行了修改，使得新四军正面奔袭的场面得以展现，为京剧传统的“走边”舞蹈程式提供了展示的机会。同时，她还亲自修改了台词和唱词，使得作品更加口语化、贴近群众。例如阿庆嫂的独白和郭建光的唱词都经过了她的精心修改，使得作品更加符合人物特征和时代气息。 经过一系列的修改与完善，京剧《地下联络员》最终更名为《芦荡火种》，并作为北京京剧院的新剧目参加了1964年的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演。这部作品一经问世便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成为了人们口中的经典之作。 1964年，毛泽东主席观看了现代京剧《芦荡火种》后，对作品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他指出该剧要突出武装斗争的主题，并建议将剧名改为《沙家浜》。这一改动不仅使得作品的主题思想更加鲜明突出，也促使剧本结构、舞台美术以及音乐唱腔等方面都发生了质的飞跃。特别是音乐唱腔部分，既要突破传统、具备强烈的时代感，又要保持京剧的特色与韵味。为了满足这一要求，整个乐队进行了中西混合的编制调整，使得作品在保留传统韵味的同时又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也就是样板戏正走红的时候，汪曾祺曾预言：“《智斗》肯定会传下去。”结果证明此言不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