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在会上曾说只有分田到户，农民才有积极性！农业不能学大寨，要学小岗！包产到户责任制的诞生，绝非偶然之举，它是基层广大干部与群众历经反复探索、借鉴、对比、总结经验后的智慧结晶。农民，在脚踏实地在面对选择时，总是毫不犹豫地倾向于那些能直接惠及自身、触手可及的利益。这一选择的结果是，全国各地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迅速而广泛地发生了变革，包产到组、包干到组乃至包产到户的模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增长。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后，集体经营管理的基本模式——集体劳动、统一经营、统一分配，因其缺乏经营自主权而逐渐引发农民的不满。为了弥补集体化激励的不足，国家在土地集体所有的大前提下，允许农户拥有一小块自留地，并享有自由的经营权。 1978年的夏末秋初，安徽省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旱灾侵袭，大地干涸，秋种工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面对这严峻的考验，省委果断决策，决定将部分土地临时借予农民，用以种植粮食和蔬菜，且所产出的粮菜既不征购，也不计入口粮分配，这一举措犹如甘霖般滋润了农民的心田。农民们的生产热情被迅速点燃，他们纷纷投入到秋种之中，那一年，全省不仅完成了秋种计划，更是超额完成了任务。正是在“借地”政策的启发下，安徽部分地区的基层干部与农民开始勇敢地突破旧有体制的束缚，率先尝试了包干到组、包产到户的新模式。 在这一波改革浪潮中，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的18户农民，以惊人的勇气和决心，按下了一枚枚鲜红的手印，在那份分田到户的“秘密契约”上留下了历史的印记。这份契约，不仅是对土地承包到户的“大包干”承诺，更是他们甘愿承担风险、追求美好生活的生死状。村民们或许未曾预料到，这一举动竟悄然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宏大序幕。 1978年11月24日，小岗村生产队的土地、耕牛、农具，按照人头被公平地分配到了每一户人家，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包干”运动就此拉开帷幕。时任生产队副队长的严宏昌，回忆起那个紧张而又充满希望的时刻，他说：“大家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但谁也不敢先开口。最后，是我鼓起勇气，说出了那句心里话——只要我们走对了路，党一定会实事求是的。我还总结了三句简单却掷地有声的话：完成国家的任务，留足集体的份额，剩下的就全是你们自己的了。” 村民严金昌至今记忆犹新，“大包干”的第一年，小岗村便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丰收景象，粮食满仓，笑语盈盈。 而随着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的春风迅速吹遍了神州大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如星火燎原般在全国各地推广开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曙光村也在温康金的带领下，积极响应号召，于1980年年底正式实施了包产到户。 曙光村，这个拥有7个生产队、1787口人、900多亩耕地的村庄，曾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饱受“大锅饭”体制之苦。村民们干多干少一个样，只求工分不顾效率，导致生产力低下，生活困苦。那时，砖瓦房是稀罕物，家禽家畜更是少见，因为有限的田地连人的温饱都难以解决。然而，正是这样的困境，激发了曙光村求变的决心。 面对人多田少的现实，曙光村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利用富余劳动力，办起了集体经济——砖瓦厂，不仅为村庄带来了经济收益，也改善了村民的生活条件。但随着包产到户政策的推广，一些尝到了集体经济甜头的干部开始犹豫甚至抵制。对此，温康金态度坚决，他先从自己做起，再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最终成功推动了包产到户在曙光村的实施。 1980年春节前夕，万里同志亲临小岗生产队，逐户走访，看到眼前的景象，他欣慰不已。面对外界的质疑，他坚定地表态：“地委同意你们先干三年，我批准你们先干五年。只要粮食增产，对国家有贡献，集体有提留，社员生活得到改善，干一辈子也不是开倒车！” 同年初，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我以《顺应民心，积极引导》为题作了发言，呼吁为“大包干”正名，承认它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我强调，劳动者积极性的高低，是衡量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试金石。实践证明，大包干到户责任制就是给农民穿上了“合脚鞋”，让中国农业得以大步前行。 会议总结时，万里同志的一席话更是掷地有声：“包产到户不是我们的发明，但它已经存在了，就像孩子已经生下来，妈妈很高兴，你总不能不给孩子报户口吧？王郁昭同志说得好，孩子挺好的，给报个户口吧，承认它也是责任制的一种……这绝不是资本主义，包产到户不等于单干，单干也不等于资本主义，没什么可怕的。” 就这样，大包干责任制在安徽省获得了“户口”，虽然起初只是地方性的认可，但这已足够让改革的火种继续燃烧。尽管万里同志于1980年春调离安徽，但大包干的争论并未因此停歇，反而在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引发了更广泛的讨论。 直到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下发的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生产责任制的合法性，这一源自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终于得到了全国的广泛推行，开启了中国农村发展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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