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场流传有一则评语：“袁世凯屠民，岑春煊屠官，张之洞屠财。”言下之意，袁世凯上位靠心狠手辣任上杀人，岑春煊靠反腐收拾“贪官”，张之洞则靠大把花钱，瞎折腾。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则评语还是挺传神的，咱们今天不谈袁世凯的狠，岑春煊的左，单说张之洞的瞎折腾。 作为晚清名臣之一，有人曾这样评价张之洞：“他的人格特征是政治上忠君，事业上趋新，文化和伦理上恋旧，趋新与恋旧的矛盾心态伴随他的一生。” 针对这个评价，有人进一步说，凡是政治上保守，经济上激进的，最终搞出来的都是假繁荣的怪胎。 张之洞在事业上爱折腾，从他刚成为封疆大吏，出任山西巡抚的时候，就露出端倪了。在山西巡抚任上，他聘请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搞了许多具有试验性质的洋务项目。 1884年5月22日，清廷下旨命张之洞署理两广总督，当时两广缺钱，张之洞为了搞事业，悍然开放“闱姓”赌博，从中抽取捐税百万两，审批上马了好些个洋务大项目。 荒诞的是，当他调任湖广总督，由李鸿章哥哥李瀚章接任两广总督时，这些个大项目大部分都还在筹建当中。 在当时，李瀚章两兄弟压根看不上张之洞搞的这些洋务工厂，李鸿章曾在家信中提醒哥哥，张之洞在两广抑扬铺张，大言无实，恐难交卷，终要泻底，千万不要多事，去接手这些无用之物。 对于张氏兄弟的这个态度，张之洞求之不得，离开两广时，他索性将这些工厂全部迁到了湖北，原先为广州工厂订购的诸多外国机器设备，也随之改变收货地址，直接运到了武汉。 对此，李瀚章一点意见没有，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据统计，张之洞在湖北大兴土木，由他创办的大小工厂有三四十家之多，为了完成这些壮举，他前后一共投入白银一千七百多万两，洋务工厂职员总数最多的时候达到一万六千余人。 当然了，单纯的数量，并不能说明张之洞搞事业，有瞎折腾之嫌。 要说他瞎折腾，了解内情的，一定会提及由他创办的汉阳铁厂。 筹备汉阳铁厂时，张之洞曾委托驻英公使购买炼钢炉。当时，英国的钢铁工业已经相当成熟，驻英公使在具体操办时，听取英国人的专业意见，给张之洞来函，要求首先化验汉阳铁矿石、煤矿的成分，然后再确定购买什么类型的炼钢炉。 19世纪末，世界上炼钢主要有两种：如果铁矿含磷高，就采用碱性冶炼马丁法；如果铁矿含磷低，应选择酸性冶炼贝塞麦法。 可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张之洞却犯了中国式大领导常犯的错误——第一，非常傲慢，认为中国地大物博，想要什么样的铁矿有什么样的铁矿，根本没有化验的必要；第二，下面的人越是要求他尊重专业意见，他越是要把个人意志放在首位，以此来彰显他作为大领导的英明神武。 现实很讽刺，也很打脸。 当时，湖北大冶铁矿的最大特点，就是含磷量较高，但张之洞恰恰拍脑门定下了贝塞麦钢炉，结果汉阳铁厂炼出来的钢因为无法去磷，脆的要命，都属于残次品，根本没人要。 没有办法，1894年，汉阳工厂这才重购马丁法炼钢炉，但因为管理不善，质量仍然很差，乏人问津。 另外，关于铁厂选址，张之洞也饱受诟病。按照行业惯例，铁厂选址一般要靠近矿址，但张之洞为了控制汉阳铁厂，根本不管这些，执意要把铁厂设在汉阳龟山脚下，这导致了汉阳铁厂原材料的运输成本一直高居不下。 再有，据统计汉阳铁厂官办期间，总共花去白银五百六十多万两，但是真正用于生产的只有两百多万两，也就是说大部分的资金，不是被浪费，就是被贪污了。 因为这种种的问题，汉阳铁厂在张之洞手里，始终亏钱，炼一百吨生铁，要亏两千两银子，后来实在难以为继，张之洞才极不情愿地将汉阳铁厂交给“官商”盛宣怀，改官办为官督商办。 盛宣怀接手汉阳铁厂，整合其他资源，两年后成立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发了大财。 由此，可见张之洞“屠财”屠得有多厉害。 但是，“屠财”并不是“贪财”，张之洞在这一点上，还是有目共睹的。 张之洞有句口头禅：“未必一个人二三十万两银子都没有吗？”这种粗犷豪爽的理财观念，让其手下屡贪不止的同时，也常常让他自己入不敷出。 简单一句话，这是个不太算账的大领导，不光不算下属的，也不算自己的。 因为不太算账，自家经常入不敷出，张之洞在湖北借钱的段子一度流传很广。 说张之洞每到手紧的时候，就让总督衙门拿皮箱去“维新”等大当铺，一口箱子当两百两银子，当铺也不好开他的箱子看里面都是什么东西，只管按箱数付给银两。开春之后，等到手里有钱了，再派人去用现银赎回箱子。 因为是这个做派，张之洞不像李鸿章，死后留下万贯家财，他的幕僚辜鸿铭曾说过：“文襄自甲申后，亟力国图富强，及其身殁后，债累累不能偿，一家八十余口何以为生？” 辜鸿铭此言，前面说的事实，最后一言有些过虑了。 像张之洞这样的清末豪门，儿孙只要稍有能耐，想搞钱并不难，张之洞有个儿子就是大富豪。 当然，用积极进步的眼光看，张之洞的“屠财”，瞎折腾，也并非一无是处。 在特定时代，他的初心是好的，也留下了一些有价值的好东西。 例如汉阳兵工厂，汉阳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