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说样板戏的诞生就带着原罪，傅瑾说钱浩梁是彻底的悲剧人物，《红灯记》也是他挥之不去的噩梦。可真的是这样吗？“样板戏”这一词汇，其发端颇具历史意味，源自1965年4月27日旗手接见《智取威虎山》主创人员时的一场谈话。那天，旗手在谈话中提出了“去年三块样板”的问题，她的目光中透露出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要求将1964年夏季京剧现代戏汇演中脱颖而出的三部作品——《红灯记》、《芦荡火种》以及《智取威虎山》，作为自己亲自把关的“样板”，加以大力宣扬和广泛推广。这一提议，无疑为当时的文艺界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也预示着一场轰轰烈烈的“样板戏”运动即将拉开序幕。 时间推移到1966年，那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月28日，“中央十年运动”小组组长康生，在一场隆重的会议上，郑重宣布了一个决定：将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海港》、《沙家浜》、《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以及交响音乐《沙家浜》等八部文艺作品，正式列为“革命样板戏”。这一刻，“样板戏”这个名词，如同一颗新星，在文艺的天空中熠熠生辉，成为了那个时代独特的文化符号。 说起“样板戏”，《红灯记》无疑是其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的打造过程，可谓是一波三折，充满了传奇色彩。故事要从1963年说起，那一年，中国京剧院接到了上级的指示，要求他们根据沪剧《红灯记》改编成现代京剧。这一任务，既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挑战。因为沪剧《红灯记》本身就已经是一部深受观众喜爱的作品，如何将其改编成京剧，既保留原著的精神，又融入京剧的特色，成为了摆在编创人员面前的一道难题。 然而，中国京剧院的艺术家们并没有退缩，他们迎难而上，开始了艰苦的创作过程。他们深入研究沪剧《红灯记》的剧本，反复揣摩剧中人物的性格和情感，力求在京剧的表演中能够准确无误地传达出来。同时，他们还积极借鉴其他京剧剧目的表演手法，努力将《红灯记》打造成一部既具有京剧特色，又充满现代气息的革命现代京剧。 随着时间的推移，1965年，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终于与观众见面了。这部作品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它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赞誉。然而，这仅仅是《红灯记》打造过程中的一个开始。 1967年，随着“十年运动”的深入发展，“样板戏”运动也进入了高潮阶段。在这一年，《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红灯记》应运而生。 值得一提的是，《红灯记》的打造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政治因素对文艺创作的影响是深远的。《红灯记》的改编和演出，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干扰和影响。然而，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政治环境下，阿甲等编创人员凭借着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和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最终将《红灯记》打造成了一部经典之作。 说起《红灯记》的改编源头，还得追溯到上海爱华沪剧团的沪剧《红灯记》。沪剧《红灯记》的改编者凌大可和夏剑青，他们是从电影文学剧本《自有后来人》中汲取灵感，将其改编成了沪剧。沪剧《红灯记》在忠实于原著精神的基础上，又弥补了原著某些不足。它生动地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革命到底的精神和三姓一家的阶级深情。剧中的细节描写逼真，生活气息浓厚，人物栩栩如生。特别是李铁梅这个角色，她从协助李玉和做革命工作到锻炼为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性格的成长过程既真实又可信，赢得了观众的广泛共鸣。 程式化是戏曲艺术最基本的特征之一，也是戏曲艺术的一种独特演出方式。不同的剧种之间各有差异，但程式化往往也是对戏曲真实客观性的某种扼杀。然而，“样板戏”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其程式化演出既要有现实生活的依据，又要体现出较于现实生活更为精炼的艺术创造。在京剧《红灯记》中，这种程式化演出体现得淋漓尽致。 每当京剧《红灯记》开幕前，都会响起那熟悉的声音：“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这句话，已经成为了《红灯记》的标志性开场白。然而，仔细品味这句话，我们会发现它与《红灯记》戏曲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它更多的，是侧重于观众在欣赏戏曲时先入为主的政治思想宣传。这种宣传方式，无疑增强了“样板戏”作为政治思想宣传媒介的功能，使得它在艺术表现上往往围绕着革命斗争思想展开。 在《红灯记》中，无论是剧中人物的塑造，还是剧情的发展，都充满了革命斗争的色彩。李铁梅、李玉和等人物形象，都成为了革命英雄的典范。他们坚定的信念、勇敢的精神和无私的奉献，都深深地打动了观众的心。而剧情的发展，也始终围绕着革命斗争这一主线展开，使得整部作品充满了紧张和激烈的氛围。 总的来说，“样板戏”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承载着那个时代的政治思想和革命精神。而《红灯记》作为“样板戏”中的佼佼者，更是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