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与看待样板戏，就能看出一个人的情感与立场！余秋雨说对我父亲而言，《红灯记》等样板戏是最恐怖的声音！作家邓友梅一听到样板戏,就会“吓 得有点条件反射。”张贤亮直言《沙家浜》是最令我反感的样板戏，有思考的人不会喜欢它。金敬迈告诫儿孙：若逢样板戏，务必转台，否则必亲手砸烂电视！而殷承宗:纵使巴金、余秋雨等作家对样板戏嗤之以鼻，我也无怨无悔。郭兰英：指手画脚谁不会！扪心自问，后来哪部剧敢说超过样板戏？北大教授孔庆东：思想的顶峰是毛主席，戏剧的顶峰是样板戏！ 尽管八个样板戏成为样板的过程，各有各的机缘、曲折和遭际，但它们却共同展现了一个不容置疑、不约而同的趋向，那就是各剧种在形式上的成规被层层审察、改革、除旧布新、古为今用，以确保最大限度地为当时的政治观念服务。这一过程中，艺术与政治的紧密融合，使得样板戏成为了那个特殊时代独特的文化产物。 “样板戏”的顺利出台并能迅速风靡全国乃至走出国门，离不开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以及旗手、林默涵、于会泳等文艺界人士，都直接或间接参与了“样板戏”的创作过程。 作为“样板戏”的“旗手”，旗手始终把自己置身于戏改工作前线。她尽一切可能去全国上下调配人手、获取资源，集全国最优秀的戏曲人才于一体，共同为“样板戏”的创作贡献力量。她深入体验生活，研究戏曲艺术，对每一个细节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指导。 例如，在《红灯记》中，“粥棚”戏段是否保留、李玉和与李奶奶的戏份比例如何安排、演员服装上补丁的位置应该如何设计、铁梅的红头绳该去哪里买等琐碎问题，旗手都曾给予亲自指导。她深知，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却关系到整出戏的艺术效果和观众的感受。大到剧本的创作、演员的选择、唱腔的设计，小到李奶奶上衣上一个补丁的位置，《红灯记》的创作团队都力求精益求精、尽善尽美。他们深知，每一个细节都关系到整出戏的成功与否，因此他们都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热情。 有资料记载可以证实这样的说法：1964年，《剧本》杂志刊登了沪剧《红灯记》的改编文本。杂志的编者在文中写道：“这里发表的《红灯记》，是根据电影文学剧本《自有后来人》改编的。”同年，中国戏剧出版社也刊发了哈尔滨京剧团的《革命自有后来人》剧本。在前言里，编者明确写道：“《革命自有后来人》是根据迟雨、罗静同志的电影文学剧本《自有后来人》改编的。” 京剧《红灯记》的改编和创作过程，简直就是一场艺术与政治交织的变革。原本，京剧有着约定俗成、代代相传的表演模式，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为了符合当时的政治要求，《红灯记》增添和改变了许多艺术元素。这些改变，不仅仅是表面上的修修补补，而是深层次的革新与重塑。 伴奏方面，传统的京剧伴奏以锣鼓点为主，但在《红灯记》中，却大胆地引入了交响乐元素。这种交响化的伴奏，不仅增强了音乐的层次感和表现力，更使得整出戏的氛围更加宏大、激昂。当舞台上响起那激昂的交响乐时，仿佛能够带着观众穿越时空，回到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 布景方面，《红灯记》也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传统的京剧布景往往比较简约，以象征性的道具为主。但在《红灯记》中，却采用了更加接近话剧的实景布景。舞台上，行进中喷吐着烟雾的火车实景成为了背景，火车汽笛和北风呼啸的拟音效果更加真实可感。这种布景和拟音效果的运用，不仅增强了舞台的真实感，也使得观众能够更加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剧情的紧张与激烈。 除了布景和伴奏的创新外，《红灯记》在人物塑造和表演方面也进行了大胆的尝试。按照“三突出”的原则，给主要正面人物设计了密度较大、极具雕塑感的亮相。这些亮相不仅仅是为了展示人物的外貌特征，更是为了凸显人物的性格气质和英雄气概。同时，演员们在表演过程中，也尽量将人物内心活动和英雄气概夸张外现，通过舞台动作和表情来传达人物的情感和思想。 例如，李玉和这个角色，作为铁路信号工和地下工作者，他的身上既有着工人阶级的坚韧和勇敢，又有着革命者的智慧和机敏。在舞台上，演员通过细腻的表演和夸张的动作，将李玉和的这种性格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他与敌人斗智斗勇的场面，还是他与家人深情告别的场景，都让观众感受到了他那颗炽热的革命之心。 而李奶奶和铁梅这两个角色，也是《红灯记》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李奶奶作为李玉和的母亲，她的身上既有着传统中国妇女的勤劳和善良，又有着革命母亲的坚韧和伟大。在舞台上，演员通过精湛的演技和细腻的表演，将李奶奶的这种母爱和革命精神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铁梅作为李玉和的女儿，她的身上则承载着父辈的遗志和革命的希望。在舞台上，演员通过那坚毅的眼神和果敢的行动，将铁梅的这种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