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川军将领范绍增想起义，却因蒋介石的猜忌谋不到军职。好友陈仲森建议：“你和顾祝同关系那么好，去找他帮忙。” 全面抗战爆发后，范绍增被委任为八十八军军长，但这是个只有番号的架子军。范绍增回到四川家乡，利用袍哥首领的身份，招募了一万多人。部队编成后，范绍增率部出川作战，被编入顾祝同的第三战区。 八十八军装备差，人员缺额严重，但在范绍增的指挥下，和日军作战时打得非常顽强，屡立战功。 顾祝同对范绍增颇有好感，事后派人传话，说八十八军的人事调整，是军政部长何应钦直接插手的，他不好干涉云云。 抗战胜利后，顾祝同邀请范绍增到第一绥靖区任副司令官，但遭到婉拒。范绍增之后去了上海，借助好友杜月笙等人的关系，成立了“益社”，经商做起了买卖。 1948年5月，范绍增在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时，出面助选。李宗仁当选后，老蒋对当时助选的不少人秋后算账，比如原军统大特务、时任北平民政局长的马汉三，被秘密押去南京，处死在保密局的看守所；国民党元老程潜，由武汉行辕主任降职为湖南绥靖主任等。 范绍增提前得到消息，在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将要动手抓他之际，先一步逃回了四川。到了家乡的范绍增，见国民党大势已去，决定相机筹划起义。 一天，范绍增带着最喜爱的六姨太何淑熙，来到了陈仲森的家中。陈仲森是范绍增的密友，两人无话不谈，有些机密的事情，范绍增总是找他问计。 范绍增说：“我在上海时，常有人劝我，说蒋老头失败在即，让我赶快回到四川，想方设法拉起一支队伍，在解放军入川时，起义响应。” 陈仲森说：“你替李宗仁拉选票一事，已惹怒了老蒋。再者你又是杂牌将领、袍哥头子，他怎么会让你掌握兵权呢？” 范绍增说：“我思来想去，蒋老头的红人中，也就顾祝同能给我说上话，我已找过了，他答应会去进言的。” 不想，老蒋对范绍增戒心很深，尽管有顾祝同的说项，但还是没有同意。老蒋下野后，范绍增去了趟南京，顾祝同见到他时，说：“话我已经说了，别说兵团司令官、副司令官之类的职务，总裁连军长都不愿意给。你暂且回去，等时机成熟后，我再想想办法。” 南京解放后，老蒋经常乘飞机往返于重庆、广州、台北等地，顾祝同作为“参谋总长”，总是随侍左右。 老蒋在重庆期间，顾祝同住在范绍增的“范庄”。顾祝同在和范绍增聊天时，说：“我在总裁面前替你说了多次好话了，可就是不松口，没办法啊。” 范绍增听后大感失望，对起义的积极性也不高了，他去找陈仲森说：“连顾祝同出面都不行，我看也就这样了。既然起义不成，我只好带着家人去香港了。” 陈仲森说：“你和顾祝同关系那么好，只要他愿意帮忙，肯定有办法。你为何非要谋个兵团司令或军长的正式职务呢，弄个听上去唬人但又不会让老蒋心疼的头衔，只要能用来招兵买马就行。” 范绍增听后茅塞顿开，马上去找顾祝同说：“总裁既不愿正式委任我，可不可以给个让我拉队伍的名分，只要有名分，不出两个月，拉起几万人不成问题。” 顾祝同说：“这倒也是个办法，应该问题不大。” 几天后，在顾祝同的斡旋下，范绍增得了一个“挺进军总司令”的头衔。还别说，范绍增拉队伍的速度确实快，到了11月，已成立了八个“游击纵队”，有四万之众，不过都是拼凑的武装，装备也非常短缺，枪支不过万余，许多人装备的是大刀、长矛。 老蒋对范绍增不放心，派黄埔一期的杨良给范绍增当副手，并让顾祝同、毛人凤派去了一百多特务在军中监视。 范绍增对杨良及来的特务，礼遇有加，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杨良已将家人送去了台湾，他也随时准备溜之大吉，因此对范绍增军中的事并不插手。在成都解放前夕，杨良偷偷乘飞机逃离。 那些特务，也都清楚大势已去，在范绍增的好吃好喝伺候之下，也懒得去搞什么监视了。 1949年12月12日，范绍增在渠县通电起义。范绍增的起义，和四川其他国民党军将领的起义有三点不同，一是，范绍增是早就在策划起义，而不是在兵临城下的情况下被迫发起的。 二是，起义部队人数不少，达四万之众，但却是范绍增在不到三个月就拉起的，算是独一份的存在。 三是，其他起义的将领，不少人还有继续控制部队的小心思，起义后的哗变事件也不少；而范绍增在起义的第三天，就已将全部武器入库，并登记造册，下令官兵在接受解放军改编前不许外出，一点后手都没有留。在征求职务安排时，范绍增主动表示不再指挥部队，给个高参之类的就行了。 范绍增起义后，被任命为解放军50军高参，之后又先后担任中南军区参事室参事、河南省体委副主任等职务。 在一次学习会议上，范绍增发言说：“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我就是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我总算是重新做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