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的一天，在上海的军统局少将文强，接到一个湖南籍医生的电话，约他去四马路湖南餐馆吃饭。湖南餐馆是文强常去的地方，他喜欢在那里同湖南籍的黄埔同学或同乡会面。可是那天刚好他有另一个重要约会，他便打去电话说不能赴约了。后来文强才知道，原来那天汪伪特工设下了埋伏要在那里抓他，幸好文强没有去。 还有一次，文强应青帮头领龚春圃之邀到法租界大世界附近八仙桥有名的锦江川菜馆去共进晚餐，龚春圃要给他谈谈最近了解的一些南京汪伪动态。共同进餐的还有另一个青帮头领高汉声和龚春圃的一个侄子。 几人坐在二楼特设的一间被女老板董竹君称作“特别间”的雅座里，室内灯光柔和，陈设雅致，专供文人雅士、各界名流用餐。 这天，文强坐在正对过道的窗口一方。当时正是川菜馆生意红火的晚餐时间，但二、三楼雅座人少，比较安静。文强等人正在边吃边谈，忽然听见外面过道上传来店伙计的急呼追问声：“请问先生……” 文强听这声音有些反常，先已下意识地有了几分警觉。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个人影从窗外闪过，顿时响起一声震耳的枪声！文强在枪响之时已闪身躲到桌下。听到外边在店伙计的惊呼声中有脚步声跑远了，文强拾起身来，看了看其他几位，无一人中弹受伤，才松了一口气。 枪声惊动了外边的巡捕，鸣笛跑来捉拿凶手，引起一片惊慌，结果一无所得。文强等人避入女老板董竹君的办公室。约半小时后，外边风声平息了，他们才分头离开。 从此，文强再也不敢去餐馆就餐。后来文强才知道，那天店伙计凭着对来往人员的观察经验判断，那个打黑枪的家伙是日本人，幸好每当“特别间”有特殊客人用餐时，女老板董竹君都要派出店伙计在过道上巡视，加以关照。否则，文强很可能已倒在日本特务的枪口之下。 还有一次，文强得到副官报告，说是军统局上海区长陈恭澍来电话约他到英租界沧州饭店见面。他感到有些蹊跷，因为陈恭澍与他会面是在法租界巨籁达路曹汝梁工程师家里，且有固定日期，而那天既不是例行会面日期，地点也不对。但副官说电话里确实是陈恭澍的声音。 于是，文强如约去了。但他为防不测，并没有直接到约定的房间里去，而是先请饭店的一个女招待替他去那房间里问“苏先生到了没有”。 女招待进去后，就听屋里的人厉声反问她：“谁叫你来的？武先生怎么没来？”文强在外面听到这里，已经明白是汪伪特工设的圈套，赶紧逃离了饭店。他身后传来那个女招待的申辩声：“我不知道什么武先生文先生，是一个客人叫我来问的……” 对这件事，文强始终没有弄明白。如果是日伪间谍假冒陈恭澍给他打的电话，他们是怎么会知道他的电话号码及双方代号（苏先生、武先生）的？如果是陈恭澍本人打的电话，那么，难道说陈恭澍在叛变投敌之前就已打算加害于他？而这又是为了什么？这对文强而言，成了一个难解之谜。 文强是受戴笠之命，到上海担任策反委员会的少将主任，当时军统在上海租界的处境非常不妙，不断有人员被抓。 军统局南京区区长钱新民在上海被捕，叛变投敌后，出卖了他下属数十位人，并亲自带着汪伪特工前去逮捕了两位“要犯”邵明贤和黄逸光。邵明贤，军统局南京区地下电台主任，打入汪伪任伪首都警察厅督察处长；黄逸光，华侨，成都轰炸总队队员，曾因徒步环球旅行六年而闻名于世，为刺杀汪精卫而打入汪伪航空署。两人遭出卖被捕，遭到杀害。 让人不齿的是，在黄逸光受审讯时，钱新民竟然还在隔壁房间里故作惨叫之声，诱逼黄逸光供出真实身份（但钱新民仍未得到汪伪方面信任，不久即被处决）。 好在，文强与钱新民不发生横的关系，因此钱新民一事没有对文强及其负责的策反委员会带来威胁。钱新民叛变后，由于汪伪方面将消息封锁得紧，文强只听说他是“失踪”了，但陆续传来的军统局南京区遭受破坏的消息，仍使他提高了警惕。文强深知，自己已经时时面临着被捕”的危险。他不得不经常变换住处，采取“狡兔三窟”的策略，在英租界跑马厅路、法租界拉都路、法租界霞飞路、英租界静安寺路一百弄及静安寺路统一里等地，均安排了秘密住处。 尽管形势如此险恶，文强仍然千方百计开展了一系列的策反工作，先后对汪伪的伪军委会委员、参军处参军长、和平建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唐蟒，汪伪伪军委会委员、伪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刘郁芬，伪武汉绥靖公署参谋长罗子实、驻苏州的伪军军长徐文达、驻无锡的伪军师长苏晋康、驻浦东的伪军师长丁锡山等人进行了策反，冒险同这些人物秘密约谈。就连那个曾在淞沪会战中与文强在别动队共事，叛变投敌后当上了汪伪伪军委会委员、伪苏皖绥靖总司令和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杨仲华，也因伪军内部争权夺利的矛盾，又回头与文强建立了秘密联系。 文强在上海的工作得到了戴笠的认可，来电嘉奖，并提出，让文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离开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