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杜聿明问医生，给他治病花费多少钱？医生开玩笑说：“不多，两个铜板。”无意中的一句话，让杜聿明热泪盈眶。医生忙问：“怎么啦？”杜聿明说：“没有什么，因为我想起了一件使我伤心的往事。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这也是他的第二次下野。结果，杜聿明等一些黄埔学生也跟着失了业。杜聿明带着家眷住在杭州，靠黄埔同学会每月发点救济费勉强维持生活。 1932年1月间，杜聿明夫人曹秀清看丈夫闷在小小的住房内很不是滋味，便劝他领着大女儿杜致礼去西湖边上散步。才三岁的杜致礼看到街上卖油炸臭豆腐的，便拉着爸爸的衣角不肯走，嚷着要买一块吃。当时一块油炸臭豆腐虽然只要两个铜板，但杜聿明掏遍所有的口袋也只掏出一个铜板来。连这两个铜板就可买一块儿的东西他都没法子满足爱女的要求，而引得她嚎啕大哭，赖着不肯走。杜聿明也忍不住鼻子发酸，强行把孩子抱了回去。 因为有这个经历，所以杜聿明听医生一说“两个铜板”，这件伤心的往事便立即涌上心头。同时对比他被俘后受到的善待，所以他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1949年1月，杜聿明在陈官庄被俘后，他当时非常的顽固，希望早点病死，因他患有肺结核、肾结核和胃溃疡三种致命的病。他从不向医生去说明自己的病情，结果经多次健康检查，都被发现了，并且都得到了很好的治疗。 杜聿明当时不但不感激，还非常反感，认为这样一来，他决心希望通过疾病而提前死亡来达到慢性变相自杀的目的也被制止了。更加使他吃惊的，是连他自己过去没有发现的第四种病脊椎结核，也被管理人员发现了。 那是在一次洗澡时，杜聿明当时每次洗澡都由干部陪着，从开始一直到洗完送回房间。有一次一位年长点的干部看到杜聿明的身躯不像别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一样能把身体挺直起来，便送他去医院进行仔细检查，结果发现他患有脊椎结核。除了服药打针外，还特地给他定做了一个石膏模型，让他睡在里面。每晚挺直地睡了整整三年，才使他这个病得到了有效的治疗。 杜聿明的几种不易治好的病能那么快治好，他心中有数，人民政府一定花费了不少的人力和财力。当时，我国还不能自己生产治疗结核病有特效的链霉素，为了抢救杜聿明、黄维等人，不得不通过香港、澳门的渠道买回一些这类的药物。 1957年夏，北京战犯管理所根据上级的指示，安排战犯们去华北、东北等地参观了一个多月。回来以后，管理所宣布，为了配合思想改造，要求每个人都要参加一项力所能及的轻微体力劳动。因为这些国民党的高级文武官员，过去不但没有劳动的习惯，而且是很轻视体力劳动的。由于这些人过去职位高，更主要是这些人年龄大，加上在旧社会过的大都是花天酒地、三妻四妾的腐化生活，身体素质都较弱，不能担任一般的强劳动，所以得从轻微入手，逐渐懂得一点什么是体力劳动。 因此，管理所便成立了缝纫、理发、补鞋、木工、洗衣等十来个组。沈醉报名参加缝纫组时，发觉本来可以根据身体、年龄等情况请求免予参加体力劳动的杜聿明也报名参加了缝纫组。在缝纫组成立的那天，管理人员让大家推选组长、副组长，十来个人默默坐了几分钟一言不发，因为谁也不知谁能担任这个组的组长。 坐在一旁的管理员看到大家都不提名，便说：“哪个过去懂得一点的，可以自己报名当组长、副组长嘛！” 话音刚落，出人意料的是，病号杜聿明站了起来，自告奋勇愿担任组长，他说他过去懂得一点缝纫常识。沈醉也跟着报名，愿意协助杜聿明当副组长。 缝纫组开始只有两部老式的英国胜家公司生产的旧机器。以前，沈醉的家里也买过一部这样的缝纫机，所以他曾好奇地去踩着玩玩，知道这种缝纫机机头里的梭床拆装都很费事，不像现在国产的机器那么简便，弄不好，很久都装不上去。可是沈醉看杜聿明在试车时，能很熟练地把梭床拆卸下来，擦拭干净后又轻巧地毫不费事就装上去了。 沈醉不免好奇地问他：“你怎么会懂得这些的？” 原来，杜聿明当年当第五军军长时，办过一个缝纫工厂，不但解决了军官家属的就业问题，也为制作部队服装和武器的外罩等提供了方便。他当时除了对所使用的机械装备性能、维修等都一一亲自学习外，对缝纫厂的缝纫机的使用检修也都懂得，还向裁缝师学会了剪裁、量制衣服等全部技术。正因为如此，杜聿明才敢自告奋勇当缝纫组长的。 缝纫组的两部机器，沈醉和杜聿明各使一部。沈醉是边学边用，杜聿明在一旁耐心指导。很快，沈醉也能熟练地使用和检修缝纫机了。 参加这个组的人，有几个是担任铺棉花、拆旧衣服和钉纽扣，杜聿明告诉那几位过去当过兵团司令、军长的“同学”们，钉纽扣应当注意的一些问题时，他们连听也不爱听，而且非常不耐烦地顶撞杜聿明，说他摆组长架子，看不起人，连几岁的小姑娘都会干的事，还要他这么费神来指点。 多年后，沈醉回忆说：“杜聿明和几个原国民党兵团司令、军长为了缝纫机如何操作而吵吵闹闹，至今想起也是忍不住笑出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