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2年，包拯离世出殡。然而，他在临终前向女婿文效交待了一事：“我死后，为我准备21口棺材，到时这些棺材从7座城门同时抬出去。”900多年后，包公墓的挖掘，千古谜团得以解开。 公元999年，宋朝第三位皇帝宋真宗执掌大宋江山的第二年，在庐州合肥一户平民家中诞生了一位男婴，他的名字叫包拯。这个出生于宋代的寒门子弟，最终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和努力，走上了一条从平民到清官的仕途之路。 宋朝是一个标准的＂读书治国＂的朝代，科举考试也在此时进入了空前繁荣的阶段。在宋仁宗天圣五年，经过多年寒窗苦读的包拯终于通过了科举考试，获得了功名，朝廷授予他大理评事的职位，派往建昌县任知县。 但是此时的包拯却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因为父母年事已高，需要照顾。他主动向朝廷请求调任到合肥附近，随后被任命为和州监税。 官场上的仕途正是一片大好之时，但父母却对他外出为官一事极为不舍。包拯毅然决定辞去官职，选择在家侍奉双亲。 直到父母相继离世后，包拯在墓旁搭建草庐守孝三年。守孝期满后，他依然不忍离开，最后在同乡好友的劝说下，于景佑四年重返京城。 朝廷任命他为天长知县，这成为了包拯重返仕途的新起点。在天长任上，包拯展现出了他作为一名清官的本色。 在嘉祐元年，包拯被调任为端州知府。端州盛产名贵的砚台，被称为＂端砚＂，历来都是文人墨客和官员们追捧的珍品。 在包拯上任之前，历任端州知府都会利用向朝廷进贡的机会，大肆搜刮民间的砚台。他们征收的数量往往超过朝廷要求的数十倍，多出来的砚台则被他们用来贿赂京城权贵。 但包拯上任后，严格按照朝廷规定的数量征收砚台。他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理由多收一块砚台。当他任满离开端州时，随身未带走一块端砚。 这种清廉的品格，在他日后的仕途中始终保持如一。1973年，考古队在发掘包拯墓时发现，除了一块普通砚台外，墓中几乎没有任何奢侈品。 在地方任官期间，包拯还大力推行便民利民的政策。他认为，作为一名父母官，首要任务就是要体察民情，为百姓解决实际困难。 庆历三年，包拯在御史中丞王拱辰的推荐下，走上了监察御史的职位。这个职位赋予了他弹劾百官、为民请命的权力。 在朝为官的包拯，展现出了与在地方任职时完全不同的一面。他不参与任何党派之争，专注于为国为民进言，多次直面朝廷权贵。 在包拯弹劾的众多权贵中，最广为流传的就是他七次弹劾王逵的事迹。王逵是当时深受宋仁宗信任的大臣，在朝中也结交了众多权贵。 多次担任转运使的王逵，利用职权大肆搜刮民财。当百姓因不堪重负而反抗时，他还派兵镇压，导致许多无辜百姓惨死。 包拯为此连续上奏七次，弹劾王逵的恶行。面对皇帝的迟疑，他甚至直言：＂于一王逵则幸矣，如一路不幸何！＂最终，宋仁宗被他的执着打动，将王逵革职查办。 不仅如此，包拯还敢于直面皇室亲眷。当时的张贵妃深受宋仁宗宠爱，她的伯父张尧佐一人身兼数职。 在皇佑二年，包拯被任命为天章阁待制后，立即上奏弹劾张尧佐。在他的坚持下，张尧佐不得不辞去多余的官职，只保留一职。 在担任监察御史期间，包拯还多次为国家的长治久安献策。他认为宋朝与契丹的和谈政策存在问题，主张加强边防建设。 他向朝廷建议停止盲目招募士兵，将老弱兵员调离军队，同时加强军事训练。这些建议虽未能完全实施，但反映出他对国家军事防御的深刻思考。 作为一名监察官员，包拯也看到了当时按察使制度的弊端。许多按察使借机敲诈地方官员，导致吏治腐败。 他大胆上书，请求取消按察使制度。这一建议虽然触及了很多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但包拯依然坚持己见。 在执掌开封府期间，包拯着手解决了困扰百姓多年的惠民河水患问题。一些权贵在河道上修建水榭亭台，导致河水泛滥成灾。 他的这些作为，让权贵们对他又恨又怕。但在民间，＂包弹＂一词却广为流传，意指有包拯在，就不怕官吏不守法纪。 嘉祐七年（1062年），年届六十四岁的包拯因病卧床。在临终前，他向女婿文效交代了一个特殊的要求：为他准备二十一口棺材，并在出殡时从七座城门同时抬出。 但包拯一生清廉，从不贪赃枉法，墓中不会有多少珍贵物品。用二十一口棺材送葬，似乎显得多此一举。 包拯离世的消息传出后，京城百姓无不悲痛。宋仁宗也为此特意下令缀朝一日，以示对这位清官的哀悼。 出殡那天，二十一口棺材果然从七座城门同时抬出，每口棺材都朝着不同方向而去。这种安排让跟随送葬的百姓无法判断哪口才是真正的灵柩。 后来人们才明白，包拯这样安排的用意并非防盗。他是不想让百姓为了送他最后一程而耽误农时和生计。 九百多年后的1973年，考古工作者发掘了包拯墓。这次考古发掘，揭开了这位清官生前和身后的诸多谜团。 考古人员在墓中发现，除了一方普通的砚台外，几乎没有任何奢侈品。这与包拯生前的清廉形象完全吻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