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埃及空军嫌弃中国歼-6落后，不愿给钱，僵持不下之际，团长刘国民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1978年，国家各个部门面临着严峻的资金缺口，尤其是负责高精尖技术研发的航空工业部。 这个承担着中国航空事业重任的部门，需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但账上却连几百万美元都拿不出来。在多次请示后，这个难题最终摆到了邓小平的案头。 时任中央领导的邓小平，对航空工业的困境早有了解。经过深思熟虑，他作出了一个务实的决定：让军工企业通过出口产品自己赚钱，用赚来的外汇发展自身。 这个决定意味着中国军工产品要正式走向国际市场。1979年1月2日，中央宣布对外军事援助政策调整，改为无偿援助、以货易货与收费几种并行的方式。 随后，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以国防科技工业出口为主要业务的公司，标志着中国军工贸易正式起步。 就在公司成立一个多月后，一个机会突然出现。埃及方面传来消息，请求中方派遣专家前往修理几架援助的飞机。 刘国民作为中航技出口一处的处长，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商机。他决定带队前往埃及，不仅要修理飞机，更要尝试推销中国的军工产品。 但公司刚成立，连最基本的经费都没有着落。刘国民带领的七人代表团，身上只带着5美元就踏上了开罗的航班。 1979年3月15日，代表团抵达开罗机场。然而等待他们的不是想象中的欢迎仪式，而是冷清的接待厅。只有埃及民航派了一名工作人员，把他们送到了一家普通酒店。 更让人始料未及的是，邀请他们来埃及的民航主席此时正在国外访问。而且走之前没有向下属交代中国代表团即将到访的消息。 经过中国驻埃及大使馆的协调，代表团终于见到了埃及军方的代表。然而，第一轮谈判就遇到了意料之外的阻力。 埃及方面打起了＂苦情牌＂，称他们在中东战争中损失惨重，希望中国能够继续提供无偿援助。代表团必须首先打破这个＂免费午餐＂的幻想。 刘国民拿出了详实的数据：单是苏伊士运河每年就为埃及带来超过10亿美元的外汇收入。埃及的人均生产总值也远高于当时的中国。 这些铁一般的事实，让埃及军方不得不放弃继续＂诉苦＂的想法。谈判的氛围开始出现转机，双方终于可以就实质性问题展开讨论。 但紧接着第二个困难又摆在了面前。埃及军方对中国的歼-6战机表现出了明显的不信任，认为这款战机性能落后于西方同类产品。 面对这个技术质疑，代表团拿出了实打实的数据。1972年的越南战场上，歼-6战机曾在实战中击落过7架美军战机，且未损失任何己方飞机。 这个战绩立刻引起了埃及方面的重视。毕竟美军的战机在当时是世界顶尖水平，能够击败它们的战机，性能自然不会差到哪里去。 价格优势更是一个重要突破口。同等性能的西方战机，价格往往是中国产品的数倍。而且中国能够立即交付，不需要漫长的等待期。 就在谈判即将达成一致时，第三个难题又浮出水面。埃及方面提出要购买歼-6战机的研发技术，这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要求。 任何国家的军工技术都属于核心机密，轻易转让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一旦技术外流，不仅会失去未来的市场，还可能培养出一个竞争对手。 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了坚定的立场。通过细致的谈判，最终找到了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既保护了核心技术，又满足了埃及方面的基本需求。 这时的国际形势也给谈判带来了有利条件。自1973年＂十月战争＂后，埃及与苏联的关系逐渐恶化。美国虽然开始向埃及提供援助，但价格昂贵且附加条件苛刻。 中国作为一个新的军火供应国，既能提供性价比高的产品，又不会在政治上附加太多条件。这样的优势正好满足了埃及方面的需求。 1979年5月2日，代表团与埃及空军正式签订了合同。这份价值1.67亿美元的订单，包括6架歼6飞机、44架歼-6战斗机和220台涡喷6发动机等军工产品。 合同的签订只是开始。埃及方面在两个月后支付了2700多万美元的预付款，中方也迅速组织生产，确保按时保质完成交付任务。 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给埃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了1980年4月，埃及又与中国签订了一份价值超过2亿美元的新订单，这次采购的是性能更先进的歼-7战斗机及其配件。 中国军工产品的成功出口，立即在中东地区引起了连锁反应。沙特阿拉伯、伊朗、伊拉克等国家纷纷对中国的军工产品表示出浓厚兴趣。 军贸的品类也在不断扩大。从最初的战斗机起步，逐渐扩展到坦克、导弹、轰炸机等多个领域，形成了完整的军贸产品体系。 这种发展打破了西方国家对国际军贸市场的垄断地位。中国的军工产品以高性价比和可靠的质量，在国际市场上逐渐占据了一席之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谈判确立了中国军贸的基本原则。既要保护核心技术，又要确保交易的互利共赢，这种平衡的做法得到了国际市场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