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30日，趁看管的特务们都回家过年，卫立煌从软禁的公馆乘汽车迅速离开。当时国民党军最害怕的是解放军渡江，沪宁一带的一些队伍都摆在沿江一线，非常恐惧地注视着烟波浩淼的江面上的动静，对于背后公路上的交通则无暇过问，看见是小汽车则更不去注意。后来卫立煌汽车到了镇江以东，他的车子无人查问，到了华灯初上之前，很顺利地进了上海市区。 卫立煌的车子安然开到上海市区的朱映霞女士的亲戚家。朱映霞是什么人呢？她的丈夫江先生原是卫立煌的老部下，朱映霞自己则是卫立煌第一任妻子朱韵珩青年时期在镇江崇实女校就读时的同窗好友，一向往来频繁。 1939年，朱韵珩因医疗事故病死于成都，朱映霞见卫立煌远在洛阳，她好友的子女幼小无人照顾，便在成都卫宅帮忙照顾过一个时期。1946年底卫立煌与韩权华远游欧美，又请朱映霞帮助看家，朱映霞实际上成了卫府上主持家务的负责人。这时卫立煌的汽车所开到的朱映霞的亲戚家是一所很宽敞的住宅，除去尚有一位老先生留守，其余的成员都已去香港，房屋空闲着。卫立煌暂时就在这里待避，同时由他的随从到码头上去买船票。 南京的卫公馆里，在卫立煌走后，一切和平常一样，看不出有什么不同之处。有个家住南京的特务放心不下，大约在卫立煌离开这天的上午10点钟左右摇摇摆摆地来了，察看这里有何动静。 卫公馆留守的丁副官听见电铃响前去开大门，这个特务和送报的同时进门，丁副官连忙招呼特务请坐喝茶，同时拿着报纸向女仆高喊：“报纸来了，送到楼上总司令那里去。” 这个特务见到卫家安安静静，总司令还在楼上看报，就放了心，没坐稳就走了。 而在这天上午，卫立煌的长子卫道杰和平常人家的青年一样，穿上过年的新衣服到电影院看电影，遇到另一个昨晚回家的南京特务，点头问好。这个特务问道：“总司令好？” 卫道杰说：“很好，没事。”这个特务看到卫道杰悠然出外看电影而总司令又好，想必无事，就没有再来卫家。 这天下午3点，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打来电话，要卫立煌接。此时卫立煌不在，只好由卫夫人韩权华接。吴忠信传达蒋介石的指示，要卫立煌赶快去台湾。 韩权华回答说：“我们正准备去台湾，俊如要和老太太一起走，现在自己到芜湖去接老太太去了。” 吴忠信知道卫立煌事母至孝，抗战期间曾把老母接到成都，抗战胜利后，老太太思念故里，回合肥去了。现在卫立煌去台湾要接她同去，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吴忠信就没有再问。 不久，卫家的汽车由上海开回来。司机报告韩权华说：“一路平安，没出事情，船票也买好了。”当晚韩权华料理家务，让司机好好休息一夜，到了大年初三的早晨，卫家的汽车再一次驶往上海，韩权华也告别了南京城。 卫夫人到达上海，卫立煌和她分头登上英国轮船，他们就算安全脱险，此时就是国民党特务发现，也不敢到外国轮船上捉人。不久，轮船起航，次日驶过台湾海峡，卫立煌和夫人庆幸，他们现在已经从罗网中飞出来了。 卫立煌初到香港，用了假名字住在旅馆里，不敢出门。后来找到韩权华一位亲戚，是个当医生的，正好其寓所的楼上有一层楼房要出顶，卫氏夫妇立刻顶下这层楼安居下来。进出不敢走正门，凡有客人来访，都要先在后门上的膫望镜中看一看，必须是认识的人才开门，因为那个时候，国民党特务在香港的活动非常猖獗。 卫立煌就这样韬光养晦在香港当上了海外寓公，他对于时局变化仍然非常注意，一连写过三封信给他的老部下陈铁，叫陈铁当机立断，不要错过时机。他不知道这时陈铁在贵州已与地下党接上头，就要起义了。 1949年9月19日，天气很热，卫立煌夫妇到海边兜风去了。回来后，家人告诉他们：“有两个客人来访：一个客人高个子、方面大耳，一个客人留胡子，都没有留下姓名。” 卫立煌一想：这个方面大耳的高个子一定是杨杰，这个留胡子的一定是贺耀祖（号贵岩），就立刻到铜锣湾去访问这两位客人。杨杰是卫立煌的至交，盟兄弟，1944年他曾帮助卫立煌制订远征军收复滇西松山的战役计划，平日无所不谈。现在他从昆明来到香港，一定带有不少西南的消息。 卫立煌到了杨杰的寓所，杨杰也不在家，只好给杨杰留下一张纸条。杨杰见了条子预备再来找卫，尚未出门，又有两个人来找杨杰。 这两个人自称是云南总商会派来的，给他带东西来了，要求亲自见杨杰的面。杨杰看见信封上笔迹像是他的熟人所写，就让这两个人进去。这两个人进去以后，一言不发，拔枪对准杨杰的胸膛射击，又对准脑侧开了一枪，当场把杨杰打死于藤椅上，当时杨杰若是再到卫立煌家中去了，当天可以不死，但是卫立煌这一天若是久留杨寓，说不定也受波及。 卫立煌鉴于他的好友杨杰的受害，感到香港不是安全的地方，于是开始深居简出，很少和别人来往。他订了数十种报纸和杂志，不断买些新书，特别是北京出版的新书，每天在家中细细阅读，重要之处还加以圈点。 由于卫立煌收敛了锋芒，也不公开活动，所以暂时获得了相对安稳的生活环境。
